【光明学术笔谈】
美学，在人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较为困难。举例而言，面对一朵红色、圆形、美丽的花。花的圆是每个人都要认可的，说不圆就错了，花的红也如此，说不红就错了。到了花的美，有人说不美，你却不能说他错，顶多说他的审美观与你不同。由此，揭示出人类在审美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各美其美。美学的理论应当说明而又不易说明的是，不同文化的“各美其美”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内蕴在“各美其美”之中的“美美与共”的共有原理是怎样的。正因为美学理论建构之难，才使得美学的历史演进尤为复杂。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写的美学史，从英国学者鲍桑葵的《美学史》（1892年）到美国学者比厄斯利的《美学：从古希腊到当代》（1966年），写的都仅仅是西方美学史。中国人主要把美学史分为两部分，即西方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印度人也是把西方美学史与印度美学史分开来写，二者各成系统。苏联艺术学院造型艺术理论和历史研究所编过一套《美学史：世界美学思想文献》（1962年-1970年），也主要是把西方美学史扩展为西方和苏联东欧在内的美学史。其仅在第一部的第二册有关世界中世纪美学部分里，写了中国（从南朝谢赫到明代莫是龙共8人）和印度（只有3人），对照中国人和印度人写的中国美学史和印度美学史，其列举的美学家代表寥寥无几。然而，要对美学有一个清楚的理论认知，一种世界美学史的大框架应为其基础。在这里，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有利于美学理论提炼的世界美学史的新框架。人类在美之成学上的作为可分为四个时期：前美学时期，泛美学时期，美学时期，后美学时期。这四个时期中，第一和第四时期，较为清楚，第二和第三时期，学界可能会有争论。理解美学四期的演进，对于如何建构中国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甚为重要。
一
前美学时期，包括原始时代和早期文明的美。就美学来讲，这一时期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内蕴着审美意识的物体的出现，二是人类有了文字后从文字透射出的美的观念。原始时代美的产生有两大关键点：工具与仪式。人类从制造工具改变世界中产生了美感，可考的有西方立体的阿舍利斧和中国的片形的斤斧，等等。在中国远古文化中，斧形由“斤”与持斤之人的“父”构成。作为族群首领的“父”与人之美的“甫”和图案之美的“黼”又内在相关，可知斧以及最初的工具“斤”都是内蕴审美属性的。仪式的发明使人类之美的体系性得以确立。仪式有四大要项，仪式地点形成了建筑之美，仪式人物形成了身体衣饰之美，仪式器物产生了彩陶、玉器、漆器、青铜之美，仪式过程则呈现了诗乐舞剧之美。人类发明文字后，各种文化的文字都出现了“美”字。中国甲骨文的（见图1），北美纳瓦霍人的hozoh，希腊文的καλóς，古罗马文的pulchrum，希伯来文的yapha，印度梵文的sundana，阿拉伯文的jamil……都是人类用语言对美进行的思考和表达。美国学者克里斯平·萨特韦尔在其《美的六种命名》中提到，希腊语、希伯来语、纳瓦霍语、印度梵语、日本语、英语中的美字，所引出的美学观念，各有特色。虽然其中除纳瓦霍文化之外，其他五种文化都升级到了理性文化阶段，但回溯到它们的前美学时期，还是可以看到其关于美的思想正处在最初的探索阶段。
泛美学时期，是指人类进入轴心时代一直到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这段时期，对应的是西方学科型美学建立之前的美学状态。这是美学上最为复杂的时期，主要体现为中国和印度在轴心时代建立起了自身的美学体系，而西方在美学理论建构上又困难重重。美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不是由客体的实体物质组成的，而是既由实体体现出来而又超越实体的。花之美，并不等于花之蕊、之瓣、之色、之味，而是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简而言之，美是一种由文化的观念体系决定的虚体性的东西。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把宇宙整体的本质归结为虚体，中国是作为形上之道的“无”，印度是作为形上之梵的“空”。中国之“无”通过“气”而生成宇宙万物，印度之“空”通过“幻”而生成宇宙万物。中国美学对美的思考，通过形上之“无”和运行之“气”，进入到宇宙万物之中，使之成为美。因此，中国的各类之美，从形上来讲“是有真迹，如不可知”。而各种美的核心，都在于“气”。“文以气为主”，绘画以“气韵生动”为第一，书法“梭梭凛凛，常有生气”。印度美学对美的思考，通过形上之“空”和运行之“幻”，进入到宇宙万物之中，使之成为美。印度美学，主张在时间中流动呈现，具体之物则用最能体现时间变化的“色”来表示。但以色为特征的物之美，一定要与形上之“空”相联系，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辩证统一中呈现出美来。从理性思想产生开始，中国很快形成了虚实—关联—整体型的美学体系，而印度也很快建构起是—变—幻—空型的美学体系。不同的是，中国是从虚实结构去建构体系的，而印度是从色空结构去建构体系的。如果不关注实后面的虚，而只从实的一面去看中国美学及其理论体系，或者不去体悟色后面的空，而只从色的一面去看印度美学及其理论体系，那么中国美学和印度美学，乍看都是零散的，没有体系，与西方学科型美学出现之前宛然相同。因此，从西方美学的角度看，整个世界美学似乎在西方学科型美学建立之前，都处在一个泛美学的时期。
二
与中国和印度不同，西方形成的是实体—区分—本质型的理性思想。美与虚相关，西方用实体方式去思考美，就一定会遇到困难。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中去思考美是什么，用了种种方式，都走不通，最后以“美是难的”结束。西方对美的思考，一直到世界现代化开始后的18世纪，在英国学者夏夫兹伯里、法国学者巴托、德国学者鲍姆加登的合力下，才形成学科型的美学体系。这一体系不像柏拉图那样从客观之物去寻找美，而是在夏夫兹伯里那里转向主体。物之美，在于人感到此物是美的，美学之理应从“美感是什么”入手。鲍姆加登从西方的实体—区分—本质型的方式去思考，认为世界可分为真、善、美，主体可分为知、意、情。与真相关的是主体的逻辑知性，形成哲学与科学；与善相关的是主体的意志，形成伦理与宗教；与美相关的是感性情感，形成美学。感性情感中重要的是与一般之感相区别的美感。鲍姆加登从希腊语中找出αἰσθητικός（感性）一词，用与之相对应的拉丁文aesthetica，将其命名为美感。康德进一步赋予美感以定义上的完善，当人感到愉快，既不是因功利而来，也不是因知识而来，还不是因道德而来，这种愉快就是美感。现实中这种纯粹的美感难以找到，文艺复兴以来，艺术正在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泛艺术中不断产生，巴托把雕刻、绘画、音乐、舞蹈、诗歌（包括文学和戏剧）五门艺术从工艺与科学中区别开来，称为美的艺术。艺术的根本特点是按美的法则进行虚构，它不是现实，因此就不能用现实中的真和善去衡量与指认，因此，艺术成为纯粹的美，是主体美感的客观对应物。西方的学科型美学就这样在英法德思想家的合力下形成。从主体来看，是区别于一般快感的美感之学，从客体来看，是区别于科学、哲学、伦理、宗教的艺术哲学。从本质上讲，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在现实中，我们通过审美心理法则，使内在于主体中的美感突显出来，一方面使混杂的主体心理呈现美感，另一方面使混杂的客观世界呈现为美的世界。艺术家们遵从审美心理，从混杂着美的现实中创造出纯粹为美的艺术，美感和艺术互相作用，塑造和提升着人类的美感和美。当西方用实体—区分—本质型思维创造出学科型美学之时，正是西方文化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人类的知识体系之时。随着西方文化向全球扩展，西方的学科型美学也随之进入非西方文化的知识体系之中。
三
本来，从轴心时代中国建立起虚实—关联—整体型美学和印度建立起是—变—幻—空型美学开始，世界就进入了美学时代。然而，因西方的实体—区分—本质型美学尚未建立，西方美学还处在泛美学时期。而西方的泛美学与中国、印度的美学，又有外形上的相似，因此，当西方建立了实体—区分—本质型美学，并用之去看中国和印度的美学，二者皆被贬低为泛美学时代的美学。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领跑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以自己的现代化方式向世界扩展。而中国和印度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建立起自己的现代知识体系的，在美学上也是吸收借鉴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重建了自身的现代美学体系。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进过程，其中，最显历史诡谲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如下两个方面转换，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美学的演进带来曲径通幽的展开。
一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发生了思想升级，特别是在科学上，牛顿思想被相对论和量子论所取代。宇宙的整体产生变化，质能一体使世界的实体结构转变为虚实合一结构，时空一体使时间变化对世界产生本质性影响。对虚体和时间的重视，不仅使西方艺术产生根本变化，而且使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发生巨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虚体的重要性使中国古典美学的意义得到彰显，时间的重要性使印度古典美学的意义变得突出。在思想的基本结构上，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包括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思想和印度古典思想在结构上有极大的契合。由此，中西印的对话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状态。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在超越西方古典思想上，不断地在中国和印度的古典思想中获得印证与支持。西方的学科型美学是建立在三大原则上的，一是美有一个本质，二是美感是超功利的，三是只有艺术是纯粹的美。这三点都被20世纪以后的西方美学否定了，而否定之后的演进，在结构上与中国和印度的古典美学更近，而与西方古典美学甚远。
二是20世纪苏联崛起与美苏冷战对立和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多元。苏联美学认为自身处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学的最高峰和世界美学的最前沿。而中国美学进程也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关联的。清末民初，王国维、蔡元培、刘师培、梁启超在与西方以及日本（学习西方而在东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互动中，开启了中国美学以西方美学为基本框架的现代化方向。进入民国，朱光潜综合西方20世纪初正在转变中的审美心理学诸流派，建立了西方型的美学。宗白华、方东美、邓以蛰等，力图把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古典美学结合起来。然而，受苏联美学的影响，宗白华等提倡的方向并没有深化发展下去。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美学演进，基本上紧跟苏联美学的步伐。继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苏联解体，中国美学的主潮，转向了与西方的新对话，主要是与西方的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的对话。
四
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美学，有了以上转向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积累。从第一本完整的美学原理著作吕澂《美学概论》（1923年）到朱光潜体系性的《文艺心理学》（1931年），代表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巨大影响。然后，从蔡仪的《新美学》（1947年）到王朝闻的《美学概论》（1981年）是苏联美学持续影响的成果。再之后，杨春时的《美学》（2004年）、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2020年）等，逐渐凸显出中国的美学知识体系，基本上还有着苏联美学影响的痕迹而又努力走向与西方新型美学的对话之中。前面已讲，西方的新美学，在虚体关切与突出时间上，与中国和印度的古典美学有本质上的契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白华等提倡的方向得到提升，一本本的中国美学史著作不断推出，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与美学原理的写作，形成两个不同的特色体系。从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看，这两个方向有多大程度上的契合，是一种有真正时代特色的知识体系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可的基础。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演进，从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年）、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1987年）以来，到后来各种各样的中国美学史，呈现的既是中国美学框架在与世界美学的互动中不断变化，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美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观念的不断变化。然而，尚还没有从世界美学史的宏观角度，去看待中国美学史的特色。这与西方人写的西方美学史，印度人写的印度美学史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因此，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真正建构，需要学术基础。就目前而论，主要是两点，一是激活传统，进一步研究中国五千多年来的美学传统中真正的特色是什么；二是走向世界，进一步探究西方20世纪以来科学和哲学升级产生的思想，其根本特点是什么。另外，其他非西方文化在美学上与西方及世界的对话中，有什么不同的经验与理论，也是在当前世界美学演进中具有理论参考价值的。而这些，又可以归结为，如何以世界美学演进的总框架（这一总框架虽然极为丰富复杂，但又是有规律可循的）看待目前中国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的写作，以及中国的西方美学史写作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演进之间的差异。
（作者：张法，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