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狭义的艺术史研究，更注重艺术作品本身的历史，比如中国古代的《画史》，就是评论品鉴具体绘画作品本身的著作。但是进入21世纪，更多具有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在跨学科的互动联系中推动了艺术史研究的发展。艺术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是，从单一学科的“内部研究”转向多学科交叉跨界的“外部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也早已溢出了原来的范畴，更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恰恰被遮蔽在学科边界的罅隙中。跨学科意味着艺术史的研究走向一种“大艺术史”的开放，这是原来的学科研究所不具备的。
对于艺术史研究的这种新态势，学者们有一些争论：到底应该坚持艺术本体研究，还是要进行跨学科研究？这种争论背后，其实暗含一种学科焦虑：当艺术史研究开始进行跨学科探索时，是否在削弱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的独立性？
笔者认为，艺术史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空间拓展。因为艺术史跨学科的本质，是在不同学科的动态联系中展开问题研究，从而拓展对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观念的阐释空间，并重新激活艺术史研究的知识生产。艺术史研究跨学科，不是简单的合并关系，而是重组关系。
艺术史研究，不仅仅是对视觉的关注，也与政治史、商业史、经济史、技术史、物质文化史等共享研究关注点、方法和文献资料。与此同时，其他文史学科的学者也注意到艺术史的功用。无论是艺术史跨界到其他学科，抑或其他学科汲取艺术史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跨学科的视角下通过了解其他门类的研究，更好地促进本学科研究的发展。
在20世纪，面对越来越丰富的图像生产方式，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已经无力对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这迫使艺术史研究开始调整研究方法和路径。比如20世纪60年代，随着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兴起，对于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评涉及电视、电影、广播、报刊、广告、漫画、流行歌曲，乃至休闲方式等。对大众媒介的关注成为艺术史研究的新热点，从而跳出了传统上对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的研究范畴。艺术史研究的领域不再仅仅聚焦于艺术家创作的文化作品，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都进入了艺术史研究范围。在文学理论、艺术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启发下，艺术史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视觉文化研究，从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研究的关注转向对消费问题、性别问题、媒介过程等新问题的关注。如今，艺术史研究又分化出艺术教育、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等新兴学科专业，进而生成新的专业方向，如拍卖、策展、文物与博物馆等，这些变化正是跨学科思维的结果，这也说明研究者的立场和视角在发生转变。
明确的问题导向会集结起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交流合作，从不同的方面带动跨学科研究。比如新中国的美术作品，其内容不再像传统作品那样，仅仅表达艺术家个人的某种感受，而是更多地体现出新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要研究这些作品，需要通过研究同一时期创作的戏曲、小说、音乐、电影等，才可能获得更丰富的信息。新中国美术史，是在艺术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从艺术本体之外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美术作品的发展。因此，艺术史学虽然依赖于学科内部研究，但是也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解决本学科的问题，不同学科可以实现有效的跨界合作。
从国内艺术学院的研究生招生情况来看，常常会有本科阶段学习设计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甚至农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选择艺术史。实践证明，跨学科交流有助于打破人们固定的思维方式，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创新发展。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跨媒体艺术、实验艺术、科技艺术等新专业不断出现，都以“跨界”视角推动着传统文科的转型。
诚然，从研究方法来看，符号学、图像学、风格学等经典方法在艺术史研究中仍具有重要的位置和适用性。同时，一些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统计分析法、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法等已率先在设计艺术史研究中得到应用。逻辑分析、系统研究、坚持求证的科学方法，也可以纠正以往艺术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观臆断等问题，为学术结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促使艺术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取得新突破。当然，如何将实证主义方法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经典的艺术史研究方法，还需要研究者长期的努力和自觉的探索。
当然，跨学科不是装点门面的时髦用语，也不是当代艺术史研究获得新发展的“万金油”。在艺术史的跨学科研究中，要保证研究者做的是艺术研究，而不是假借跨学科之名从事其他学科的研究。真正的学科发展不会惧怕跨学科吞噬本学科的独立性，因为跨学科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吸取其他学科的优势来强化原来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史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空间拓展，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获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实现理论体系的更新，并不断地重塑艺术史的面貌。
（作者：杨简茹，系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