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马远 寒江独钓图 26.7×50.6cm 绢本设色 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美术馆
渔樵耕读即渔夫，樵夫，农夫与书生，中国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很多时候，也为官宦表述退隐之后生活所借用。毕竟，入朝为官，常“侯门深似海”，他们不忘“学而优则仕”的前篇，是寒窗读书人。身在庙堂，对“渔樵耕读”所代表的田园生活之恣意、淡泊自如，仍蕴藏在时间和内心的深处。常常，通过笔下诗文图画，传递着那份寄托与向往。
中国画，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这其中，我们寓目能见的“渔”，多是在纸本、绢本及至后来的瓷本之山水画幅里。虽说尺幅上，人物在画里占面积很小，多属“点景”，但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这份点景“小人”在画幅中的“所行所为”，却更多是整件作品、创作主旨的寄望所在，可以说，景语即情语，里面的山水布景，往往多是其中“小人”的心象投射、阴晴表征。甚而，“小人”往往就是创作者的精神肖像、外化主体。
披览更多的山水画中，笔者发现，如果说中国山水画从魏晋南北朝的早期至渐趋成熟的唐代，其中所见的“渔者”还基本是底层劳动者、现实中的渔民写实，为了生计而穿行风浪、早出晚归的话，那么经过了文化高度繁荣的宋代、士夫画文人画渐居要津的宋元之后，我们能见到江湖上飘荡游弋的孤舟，其上承载的人士或是一位高士，在河海间垂钓、吹笛，或是二三位闲人隐士，在聚集饮酒——船头曾经的“渔夫”，已多变为了士大夫、逸士，江风浩荡，溪水长流，他们立于舟头，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此“渔”、此“舟”，已蜕变为一种载体、媒介，士大夫、逸士、高士们在显现一份情怀，一种精神境界。他们中，有的像钱选、倪瓒、沈周那样，从来无意于仕途，而选择缱绻于神秀的自然怀抱；也有的，是曾居高位的仕宦者，但此刻，失意或遭贬谪或致仕，重又“回归”他们文人之本色。舟楫之上，他们与同好雅聚酬唱，“一度丢失”的原初身份因之拾起而欣欣然，生命再次焕发出本色光彩。
也许，这样表述则更为客观：五代、北宋画幅中，那些多艘渔船集聚河港，常是真正的渔民们在张网捕鱼，至明“浙派”吴伟“渔乐图”，表达着收获后的喜悦，而野水孤舟、唯一二船只会聚一处，则常为“文人的道场”。前者，南唐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可谓代表。长达三米七的整个画卷，简直是生动的电视纪录片，描绘着叶落雪飘、北风呼啸时节，江岸渔村渔民正在捕鱼。极写实地状述描绘，写出了底层渔人生活的艰辛。其它，像南唐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中，山麓浅沙平岸停泊着渔船，山水中点缀着朴野的渔夫山民，南宋郭熙《山村图》里，一渔翁肩扛鱼网和鱼篓沿岸徐行……皆是渔民渔夫的真是写照。
而在北宋王诜的《渔村小雪图》里，我们看到了“写实”“写意”的杂处。画面中有诸多的渔夫围聚在塘间布网捕鱼，热火朝天；也有一二文人逸士或船头垂钓，或泊舟浅酌，自得其乐。意与境交融，使整幅作品在清逸雅致间不失富贵华丽，也传递着画家在结束喧嚣官场生活重返自然山水后，对牧歌式生活产生的强烈向往，“不以平阳池馆为恋，而乐荒闲之野”。
可以说，早期的“渔父（渔夫）图”，多是刻画为生计操劳的“渔者”身份，此类画作中的渔父（渔夫）形象多带有纪实性和教化性功能。发展到北宋，“士夫画”的兴起，文人士大夫对渔父（渔夫）形象的认知不断转变，使“渔父（渔夫）”符号逐渐从捕鱼的单一身份转变为一种隐者形象。士夫、逸士画家赋予了渔父新的文化意义，他们较多创作出了以“渔隐”为主题或暗含“隐”“逸”之深意的作品，如南宋李唐就画了《松湖钓隐图》《清溪渔隐图》《苕溪渔隐图》等。
渔父、渔夫、渔翁三者有何区别？渔夫，即渔翁，是指以捕鱼为业的男子，渔父是指捕鱼的老人。本质来说，渔父形象本身就带有超凡、旷达的天然属性，其精神内核与自身价值非常适用于画家藉以抒发感情。
自屈原《渔父》及《庄子》中的渔父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后，渔父成了清高孤洁、避世脱俗、浪迹江湖的隐士化身。元代，汉人被统治阶级定为末等阶层，加之重武轻文，使很多文人把注意力转向绘画。“向内转”“写心意”的文人画大盛。“渔父”因着清高、避世、逍遥，多为文人所仿效，他们藉此符号，表达着超然旷达的隐逸情操。这其中，以吴镇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画家们，创作了大批与前人不同的“渔隐”作品——它们不仅从主观层面反映了画家的创作理念，而且成为创作者人生追求的写照。吴镇《洞庭渔隐图》中，一渔父携舟缓缓行至画幅中央，空阔、淡然。通过氤氲清润笔墨，生动刻画出了“洞庭湖上晚风生，风揽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花新，只钓鲈鱼不钓名”的典雅意境。吴镇对渔父题材的情有独钟，他更多是将其置于某种背景，营造出一种空无的境界，对应其与世无争、清淡孤洁的人生。古称人老之后不归禅则归道。渔父，这些老年男子，历经沧桑，明于得失，今已归心淡泊。一生清贫的吴镇，喜“天人性命之学”，以释僧为友，他借助《渔父图》，书写着自己的心性。
以今日后现代语境、“解构”的目光来看，江河之上，士夫立在一叶小舟船头，完全是一种“人设”。因为无论是蒋嵩的《渔舟读书》还是马远的《溪山渔隐》，抑或吴镇的《渔父图》，皆不能“形而下”来考量——试问，只要心足够静，何处不能读书，干嘛费老大工夫要坐船到江中？江中空阔是空阔点，却未必一定宁静，风大，一不小心吹翻书页，浪飞，沾湿纸册，落到水里即是玩完；而“渔隐”在船头睡觉，也极易感染湿寒，文人身体本就单薄。舟那么小勉强容身，远非今日苕溪上往来的数百吨大铁驳，睡着了翻转一不小心就会落水，舟上也不见有摇船的师傅相陪伴、救护。《渔父图》中，一个人在江河上划船，划船体力、可能倏然而至的风浪，逸士你有否考虑过？但在古代，文人画此之旨趣，重在描摹心象、划出心迹、留下心印，呈现一种超然的生活姿态、精神境界。“写意”、“意写”与“写实”，自是有别样的不同。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