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瓷器的故乡，自商代原始瓷开始烧制以来，瓷器的历史已绵延3000多年，但是直到东汉，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到真正意义瓷器的过渡。在五彩斑斓的瓷器品类中，黑釉瓷产生很早，一度风光无两，很快又走向衰落。尽管其釉色素净单调，却不失为瓷器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黑釉瓷器与青瓷一样，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汉代瓷窑基本以青瓷为主，黑瓷较少。黑瓷与青瓷一样，都是以铁为主要着色剂，生产工艺基本相同，其区别在于釉料中铁的含量。据化学分析，含铁量在3%以下烧成青瓷，在4%至9%之间或以上烧成黑釉瓷。当时黑釉瓷器主要是生活用器，且以大型容器为主，比如壶、罍、罐或深腹罐、缸、水井等产品。相较于胎质细腻的青瓷，黑瓷的瓷胎一般较为粗糙，表明其大多作为实用器存在。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演变，唐代流行的把茶投入茶鍑煮制的“煎茶”，逐渐被宋人点茶之法所取代。饮茶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了茶器的变化，唐代的煎茶，所选茶具皆为类玉类冰的青瓷、白瓷，而宋代点茶泛起的白色茶汤在黑釉盏里能更好呈现，尤其斗茶、分茶的流行，使得“辨茶色”更是以黑色茶具为最佳，由是黑釉瓷的烧造也迎来了其全盛时期。与点茶流程相适应，宋代茶盏的形制也不同于前朝，多为大敞口、斜直腹、小圈足，如“斗笠”状，宋代文献中称之为瓯。大敞口可以使茶末有一定的悬浮空间，斜直腹可以使茶末在被击拂时均匀顺畅，并能迅速上浮，小圈足则方便沉淀渣滓。
这种黑釉茶盏以福建建窑为上，由于帝王的好尚，上行下效，不仅促使建窑黑盏大量生产，其他地方的瓷窑也开始大量烧造黑釉茶器。黑釉瓷器的釉色，因其在窑炉内火候与氛围的微妙变化，呈色又有不同，比如乌亮漆黑的乌金釉、发色或黄或红的黑褐色釉，以及建窑典型的天青釉，学界称其为蓝黑色釉，即典籍中记载的“紫瓯”或“紫盏”。宋代诗词《一斛珠》中“紫玉瓯圆，浅浪泛春雪”，苏轼《游惠山》中“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以及本文引用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紫玉瓯心雪涛起”句中所指，皆为黑釉茶盏。
随着烧造工艺的愈发成熟，窑工通过改变釉药比例、窑炉的火候和气氛，使得单调的黑色产生丰富的窑变斑纹，如黄棕色或铁锈色的状如兔毫的流纹，即广受追捧的兔毫纹，宋徽宗赵佶就亲自撰写《大观茶论》，言“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其他还有泛银灰金属光泽的油滴釉、釉面呈现鹧鸪羽毛花纹样的鹧鸪斑纹、黑黄交织的玳瑁釉等。
除釉色自身的变化，匠人还给黑釉瓷加以装饰，比如吉州窑开创的剪纸贴花工艺，把民间喜闻乐见的剪纸成功移植到黑釉瓷上，从而赋予黑釉瓷以别致的艺术美。这种工艺的技法是把剪好的图案贴合于器物瓷胎，施以黑釉，后把剪纸去除，再施透明釉入窑烧造。又比如树叶纹，将树叶经过处理，沾釉贴于盏内烧成，既有自然之美，又体现了窑工的高超技艺。此外还有彩绘纹、剔釉填绘等装饰技法。宋代黑釉瓷的装饰风格多变，构思新颖，在宋代众多瓷器种类中独树一帜。
随着宋代黑釉茶盏的盛行，川渝地区的黑釉瓷器在宋代也得到了迅猛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历次文物普查中，文物工作者先后在四川广元、崇州、成都、郫县、都江堰、彭州，以及重庆涂山窑、巴南姜家镇等地发现大量黑釉瓷器，其中重庆涂山窑和四川广元窑成就最高，产品众多，以生活用器为主，茶器涵盖了黑釉盏、茶托、注子、执壶、瓶等器物。
重庆地区黑釉瓷窑以涂山窑为代表，包括清溪窑、合州窑、昌州窑以及涪陵蔺市窑在内的5处窑厂。涂山窑是宋元时期重庆规模最大的一处民间窑址，分布范围广，窑厂数量多，窑炉形制多样，出土器物丰富。受当地物产条件和地理位置影响，北宋末南宋初涂山窑迅速崛起，当地不仅煤炭、瓷土、水资源丰富，而且长江、嘉陵江在此交汇，水路交通便利，码头林立，方便运输和销售。这一地理特点也使得川渝地区无论是重庆涂山窑或是四川广元窑，其瓷器烧制都受到其他瓷窑影响，比如建窑的兔毫釉、吉州窑的剪纸贴花、耀州窑的刻划纹等都被借鉴到当地的瓷器产品。而涂山窑自身瓷胎多呈灰白色，不施化妆土的特点也依旧保留，尤以辐射状菊花瓣纹装饰为其鲜明特色。
陈寅恪先生曾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是在这样一个继唐之后华夏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里，我国的茶文化盛极一时，陶瓷艺术也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黑釉瓷尽管创烧较早，但是一直滞后于青白瓷，直到宋代才真正盛行，到南宋时期发展成独具一格的瓷器珍品。
随着宋朝的灭亡，元朝崇尚的卵白釉和青花瓷登场，建窑失去了其贡瓷的地位。随着饮茶习惯的改变，黑釉瓷器逐渐走向衰落。尽管如此，黑釉瓷器是古代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陶瓷文化。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