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地主又归来（版画） 古元
——以“图史互证”看《逃亡地主又归来》和《减租会》
应该说，
《逃亡地主又归来》这幅作品在迄今为止的“古元研究”中不被重视，但是古元自己对该画却很看重。古元在《我在延安创作的两幅木刻》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和构思。1941年艾青在一篇文章中认为：“
《逃亡地主之归来》是边区的史画，这作品很庄严地刻画了边区生活的主要历史，即：被土地政策所驱赶了的地主，由于统一战线的形成，他们是携带了家眷回到边区来的。这题材由于作者的严肃处理，不再是一种政治的概念——而事实上，这题材是最容易被艺术家们处理成一种概念的。
”“史画”这个概念颇为准确，出于艾青对这一题材的深刻理解。今天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探讨这幅作品的创作背景、动机和意义等问题，并重新评价它在古元延安时期木刻作品中的地位。
1936年，共产党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逐步把以没收地主土地为核心的土地革命转变为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到1937年初，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革命基本停止，在政策上允许地主继续占有土地、保证收取减低了的佃租、给予政治上的选举权，因此有了逃亡地主的归来。但是，逃亡地主的归来也并不是没有阻力和摩擦。这些历史背景可以说明古元选择该题材在当时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古元在《我在延安创作的两幅木刻》中详细讲述了该画创作素材的来源、动机以及对画面人物形象的处理手法。当时他听老乡说附近田崖庄的逃到“白区”的地主姚老大又回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有意义，于是创作了一幅木刻作品《逃亡地主又归来》
。
”接下来是他的构思和构图：地主老两口脸色阴沉，仍怀有怨恨；少爷体质虚弱，少奶奶怀抱幼儿，对浪荡的丈夫有不满；老长工跟随着主人回来；在背景中，窑洞外的人正议论归来的地主。古元的这段构思包含着比较微妙的思想意识，既有对土地新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反映出对地主阶级的观察、分析和警惕，同时勾勒出边区的历史背景，是一篇非常朴素而真实的地主家庭素描和陕北边区历史氛围的速写。古元对地主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性格、诉求勾画十分简洁而深刻，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与画面上的人物形象作比较的话，并非都十分符合，这是视觉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所决定的，也可以将其看作是绘画艺术语言对某种被固化的意识形态语言和心理的修正与突破。在历史史料中，可以发现古元的这种理解和描绘确有真实依据。无论从创作动机或具体构思来看，
《逃亡地主又归来》以歌颂共产党统一战线胜利为主要意图，而且作者以相当成熟的艺术语言成功地驾驭了这一带有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现实。另外，它对于地主命运的戏剧性变化给予一种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认识和描述。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和“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边区农村政策的基本两翼，减租减息主要是在未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1943年，根据边区政府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展开。这就是古元创作《减租会》的历史背景。
在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图像中，古元的《减租会》以其内容的丰富性、真实性和艺术上的成熟性而被视为经典。但是在实际解读中，这幅作品仍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作者自称这幅作品来源于自己在碾庄的生活，但关键的问题是，画面上的地主与农民究竟在说些什么。艾青认为它描绘了边区农民正在向一个地主说理，要求退还多交了的地租；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地主老财被农民问得瞠目结舌，于是编造出“天地良心”等等一派胡言。两种说法均不无道理。古元曾经先后在两篇文章中谈道，他在边区的报纸上看到绥德的农民要求地主退回多交地租的消息后，决定创作这幅作品。他依据在碾庄的生活经验设想碾庄的农民在减租会上的言行表现，“以这些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以及其周围环境事物的形象作为依据，把它刻画出来”
。在历史史料中，可以看到真实的“减租斗争”内容和进程非常复杂。那么，古元所描绘的这场“减租会”很显然就是描绘组织农民、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情景，这幅画的真正意图是鼓励农民勇敢地向地主作斗争。不管如何解读，如何假设古元这幅《减租会》中的对话场面和内容，都是一种可能性的解读。唯一应该相信的是，对这种对话语境的真实想象只能来自历史史料。因此，这是“图史互证”中的一种研究类型：本身就是史料的图像向其他史料提出互证的要求；这里的“图史互证”难以是一种事实考证意义上的“互证”
，而只能是一种关于可能性与意义的相互诠释。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