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西湖钓鱼台（国画） 陆俨少 陆俨少艺术院藏
读陈丹青《笑谈大先生》。陈丹青不是鲁迅研究的专家，正因此，他对鲁迅的认识更真实、更理智，也就使得他的文字更鲜活。他在第三篇的演讲《鲁迅是谁？》中说：“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治符号；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等量齐观的人物；因为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对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演讲的最后，作者说，“鲁迅是谁？”还是“我们是谁？”发人深省。
2011年2月，访吴可雨先生。吴冠中捐赠作品展中，吴可雨先生见有一件捐给浙江美术馆的速写《瀑布》，与他自藏的一件一模一样，一比较，不差毫厘。他怀疑吴冠中先生捐赠的是一件复制品。这件速写创作于1985年，曾赴美国展出。展出结束后作品由可雨先生收藏。吴冠中先生很喜欢这件作品，复制了一件挂在家里多年。2009年底，吴冠中先生亲自向浙江美术馆捐赠作品，也许捐赠时忘了这是一件复制品。可雨先生要我们将这件复制品带到北京换下原作。他说：“幸亏这件作品在我这里，否则若干年后真是讲不清楚了。”
2011年春节，与陈经去看金鉴才先生。金先生写了一墙的录东坡题跋和自作诗。先生十分勤奋，一直在抄书。他说，了解古人，深入古人世界唯有读古文，而抄写古文是最佳的方式。当年张宗祥先生不知抄了多少古文。最近，有人向先生订数十张字，先生答：“太多了，写不了。”因为先生每纸都是抄古书，都是小字。对方说：“那就一张写四个大字吧。”金先生说：“那样更写不了，没有写字店师傅的本事。”
冯超然曾与陆俨少言：“我的画形成了这样一个面目，出钱的买主就只要这个面目，不能改动。如果想创新、换了一个面目，就说是代笔，或说是假的，就不肯出钱。不比你可以自由创新，为所欲为，不断摸索，开创面目。”他为有陆俨少这样的学生而骄傲，常对人说：“人家学生像先生，我有不像先生的学生。”陆俨少说：“有些人总希望学生像老师，越像越好，不像就不高兴。我有如此开明的老师，对我以后蓄意创新，自立面目，是有很大意义的。所以冯先生真是我的好老师，如果我有点成就的话，首先应归功于冯老师。”
2011年3月，访梁小均工作室。梁君擅书巨幛，年来每月创作一件丈二匹草书，连续在书法报刊上发表，邀众名家作评，也请我写一篇。至年底，将十二件巨作出版、展览。梁君一次又一次制造惊奇，他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去固定一种风格面貌的能力，我只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作出自己最客观的表达……我希望我的表达是真诚的、是充满生机与朝气的、是掏空身心的精神体现。”他告诉我今秋将应邀在山东临沂举办一次临王羲之的巨幅作品展。他给我看其中一件作品的照片，光一个字就高二米。该有何等的气魄！我很欣赏他关于创作的观点，他说：“艺术是很独立的，甚至独立到每一件作品。因为每一件作品都是人生中思想与情感一刹那的升华，它不可重复。剽窃古人与今人是应该的，剽窃自己却是悲哀的。”我问今年的12件草书丈二匹展览如何做时，他说：“我正在犹豫，展览做得太密了，怕张扬。”我惊叫：“你还怕张扬呀！”
金冶有傲骨。“文革”批斗中，他始终昂着高傲的头。红卫兵将他踢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高呼：“金治不投降，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罢，他起身，说：“在下叫金冶，非金治，莫要喊错人了。”
金冶的助教吴明永，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他把当时一起受批判的周昌谷、徐永祥约到孤山下，对他们说：“我已经定性了，你们赶紧和我划清界限，写材料揭发我。”周、徐说，我们哪里知道你有什么反动材料。吴答：“这好办。你们怎么编都可以，反正我已经死定了，只要你们不戴上帽子就好。”随后吴被开除公职，送劳改一年，患肺病，不治身亡，死时30岁。周昌谷说，他是慢性自杀。
版画家李家桢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浙江美院党委副书记，在任上被打成“右派”。他性格诙谐中寓刚毅，顶住威逼压力，始终拒绝在“右派”定性的“认罪书”上签字。1979年落实政策，要为他摘帽“改正”，他说：“不是‘右派’，哪来改正？不戴帽子，哪来摘帽？”
夏与参是解放后浙江美院的领导之一，打成“右派”后，每月生活费只有9元。即便如此，他却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一直独身，节衣缩食，除奉养四川的老母外，还能借钱给患难的朋友。九十年代中，我闻夏先生清苦，连宣纸都买不起。我曾寄纸请他作画，很快给我画了山水、花鸟各一帧。当时我并不清楚夏先生的经历。山水画送朋友了，花鸟一直珍藏着。
（作者为书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