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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灿2012-03-19 09:29:23 来源:《羊城晚报》
看到《矿工》的第一眼，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重扑面而来。对于一个采访过无数矿难、曾经的职业记者来说，与其说这是一幅油画巨制，还不如说是百年来矿业史诗，还不无血痕。
这幅油画的形式，也足够让人心悸：18块板，每块长3.6米，高2.1米。总长64.8米。但相比于内容本身，这样的形式毫无讨论的价值。在这个形式的背后，是杨建国从1985年开始起稿，酝酿20年，闭门创作4年，心尖滴血的呈现历程……
1
童年，挣不脱的“家庭成分”
对于画家杨建国来说，矿井是他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1978年，作为“地富反”子女的他，从千军万马中杀出，并侥幸穿越了政审“雷区”，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
“这一切，早在心里，我只是用一个时段，将它如实的记录下来，告别心里的魔”，他指着他画的《矿工》说。
杨建国出生于1954年。父亲早年在胡宗南的部队当兵吃粮，官居连长。胡宗南部入川后，很快溃散，他在乐山加入了解放军，后当了逃兵，到了犍为县的嘉阳煤矿，认识了出身地富家庭的母亲。在短暂的幸福之后，整个家庭便成为矿区严厉管制的对象。
当时的嘉阳煤矿，深藏于山沟里。矿区的家庭，男人下井，是矿上的职工，女人作为家属，照顾一家老小。杨建国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比别人家庭要低一等。
童年的他很淘气，但他发现，只要他一淘气，父母就会被抓去批斗。他只好小心翼翼地避免柔弱的母亲遭受折磨。他记忆中，只有父亲永远的辛劳、母亲永远的无助和无穷无尽的饥饿。
上世纪60年代初，有文件要清理闲置的城镇多余人员，出身不好的母亲被勒令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回农村。那时候，杨建国10岁，两个妹妹一个8岁，一个6岁，弟弟才几个月。
他看见母亲拜托邻居帮忙照看留在矿区的两个孩子。但那时候，谁能管得了谁呢?半年后，母亲被允许带着孩子回到矿区了。杨建国再见到母亲时，母亲已经瘦得只剩下了骨头。
1972年冬，初中毕业的杨建国下乡插队，他试图用劳动换取一丝的尊严。干农活，画黑板报，画宣传画。挑谷子时，别人两个人抬一箩筐，他一个人要挑4筐，300斤。以致一天腰部严重受伤。但他觉得那仍是比较幸福的时光。
插队一年后，父亲退休，杨建国得到了一个别人羡慕的机会：回矿山当工人。从矿山出来的人，才知道矿山的艰难。他一百个不情愿，一直拖着，最后看到父母和3个弟妹都需要抚养，才回了矿上，成了乐山市著名的明星采煤队队员。
2
在井下，大孝子陈小文的悲剧
在井下的日子，他见过无数次事故，见过工友的受伤、死亡，自己也差点被掉顶砸死。至今，杨建国还记得朋友陈小文的悲剧。
陈小文父亲死在井下，他和常年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是矿区有名的大孝子。作为“老三届”，陈小文比杨建国早几年到煤矿。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大孝子，死不了”。
1976年，在一股极左的思想笼罩下，领导不顾矿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煤炭的开采量要翻一番”的口号。于是，矿工一天一个班的工作量，改成了两天三个班。“一个班上完了，躺下睡两三个小时，又要下井干十几个小时。”
遇到重大节庆及领导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还要增加工作量来献礼。那时，下井的矿工都是4点起床吃饭开晨会，5点换衣服准备下井干活。在宿舍到矿区的一个小时路程，这样高强度的劳动，很多人身体吃不消，都是边走边睡。
井下的通风差，特别是冬天，人呼出的热气和井下浑浊的空气混合在一起，更让人昏昏欲睡。以前大家下井都有说有笑的，那些天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
那天，陈小文在里面采煤，刚挖半小时，就听见“轰”的一声，接着又听见有人惨叫。“不好了，听声音，好像陈小文糟了。”外面的人冲了进去，只见石头压在陈小文身上。
“正好压在腰的位置，看样子脊柱压断了。大家将他抬到救护车上。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陈小文被抬上车之前一直和大家说：‘再见了，再见了，从此再也不挖煤了!’”
陈小文的妻子已怀孕两个多月，听说丈夫在井下出事，惊吓过度动了胎气，孩子生下来仅存活了几个小时。正好有人在山脚下捡了个刚出生的弃婴，就抱给陈小文的妻子。这个秘密直到他死都不得知晓。
两年后，听说上海医学院有一种新技术对治疗半身瘫痪很有作用，但还处在试验期，只有50%的成功率。陈小文自告奋勇报名做这个实验。“大不了就死嘛，反正也没几年活头了。”结果，陈小文死在手术台上了。
死在井下的还有邸茂林。邸茂林是一个孤儿，从小和舅舅一起生活。他特别多愁善感，下井第一天，被一颗小石头打在头上，就让他惊吓不已，“从井下跑出来就开始在日记本上写‘劫后余生’。”后来，他果然死于井下，时仅26岁，留下了有孕在身的妻子。
3
记忆中，让人无法释怀的朋友
杨建国有个小学、初中的同学叫陈元营，很崇拜拖着铁镣，高唱着国歌走上刑场慷慨赴死的英雄。他喜欢找人谈心，谈理想，谈人生，一再表示自己要做悬崖上的青松，接受最严酷的考验。
在杨建国回到矿区的一个早上，外面吵吵嚷嚷，“救命声、惊吓声、哭声，各种声音掺和在一起。”杨建国爬起床推开门，只见住在对门的谢医生、朱医生面色惨白地从屋里跑出来，后面陈元营挥舞着菜刀，高喊着：“砍死你，让你跑。”
杨建国听母亲说，他下乡的时候，陈元营的神志就开始变得不清醒了，“时好时坏，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要砍。犯起病来，力气之大，几头牛都拉不住。”
还有一个叫陈援朝的朋友的突然离去，让杨建国至今难以释怀。陈援朝家里很穷，母亲去世得早，全靠父亲的工资养活他们几兄弟，因此家里异常困难，平时也穿得破破烂烂的。
陈援朝话不多，总是乐呵呵的，老是被一些人欺负或开玩笑，他从不计较。初中毕业后等待下乡的某一天，陈援朝在家里做饭，削茄子的时候，削着削着，他突然用菜刀划了自己的脖子，顿时血液喷涌而出……
那时，几万人的矿区有“两多”：工伤残疾人多，疯子多。1958年、1959年的时候，矿山的收入甚至不如农村，很多人就辞职回去务农了。结果，回去后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期，这些回去的工人，又想回到矿区继续干矿工。
那些家里稍微跟矿区领导有点关系的，就会被安排留在矿里干点打石头之类的零活;没有关系的，就是打石头的活也别想捞着，“许多人为此想不开，一时急火攻心就疯了。”还有许多人就留在矿区，过着乞讨的生活。
4
录取后， 没勇气去上最后一班
经历了1977年失败的高考后，杨建国知道了美术原来需要素描。他在家里悄悄地练。但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下班后又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
他闪出了一个残酷的念头：砸断自己的手臂，争取几个月的工伤假。但在井下抡起了铁锤时，他最后砸在了手指上，换来了几天工休。直到今天，他始终不愿意评估那几天对他的一生的意义。
他顺利通过了习作初选阶段，拿到了准考证。考试的时候，他看了看别的考生的作品，感觉自己可能有戏了，但他也没敢多想。几个月后，他接到了体检通知，紧跟着，就是他最担心的“政审”。
他万万没有想到，采煤队里的团支书，一个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人，写的鉴定意见不但没有优点，甚至全是无故旷工，不热爱劳动、思想落后等词语，这几乎是判了自己“死刑”。
后来，到矿里签意见时，矿里的一个负责政审的老右派看了团支书写的鉴定意见后，感到问题严重，要杨建国自己写。杨建国写完后，老右派说，不行。最后，他亲自写了一封充满赞赏的推荐意见，盖上章，交给杨建国，让他寄出去。
杨建国清楚地记得，到9月中，别的同学都已经入学了，他还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在他已经彻底不抱希望的时候，通知书来了。后来他才知道，他是四川美院当年在乐山地区录取的唯一一人。
那时，他已经在煤矿生活了23年，并作为乐山地区采煤突击队队员、在井下挖煤5年。那天，他想去上完最后一班，但所有的亲人都死命地拦阻，被生活折磨了几十年的母亲甚至都要给他跪下了。
矿区里很多故事，比如某某在结婚前，最后一班被砸死了，某某退休前最后一班，出了事故……对这种矿山“最后一班事故”魔咒的深深恐惧，让他终于没有勇气去上最后一班。
5
闭门绘画，埋葬旧岁月的忧伤
直到进了大学，杨建国心里依然没有安全感。他说，一直到大三，他还在担心随时会被退回矿上去挖煤。
他念念不忘那个老右派，他要去看望老人，老人却去世了。他懊悔不已：“只有经历过绝境的人，才知道这种帮助的珍贵!”
杨建国的第一批关于矿山的作品是在大二的假期，首次接触油画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要用油画将整个井下生态呈现出来。他一直想画两幅画，一是矿工，记录下那个时代的记忆;一是外公，记录下童年的苦难。
1985年，他打好了两幅画的底稿，并在8年前开始全力创作，甚至辞去西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领导职务，闭门苦画。从落魄矿工子弟到天之骄子，从工厂设计人员到大学老师，从艺术学院领导到辞官归家，都只是为了了却内心的那个结。
杨建国说：“当年的采煤方法，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我总是忘不了。我希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这幅作品是矿业史的一个缩影。”在技法上，他自己摸索出一套刀塑渲染法，否则不足以表达这种感觉。
除了创作《矿工》，杨建国创作的另一幅画，是描述曾经的大乡绅、乡村老师，后来饱受磨难的外公的葬礼。他给这幅作品起名叫《冬末，夏老先生出殡图》(长48米，高1.7米)。老外公，是母亲和整个家庭后来遭受磨难的源头。
《出殡图》中描绘了约310个人物，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杨建国希望用外公的葬礼，埋葬整个旧岁月的忧伤。
“见多了那些无病呻吟般的故作高深，面对那些动辄百万、千万元天价拍卖的垃圾作品，面对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画，所有试图解读的语言基本都显得异常幼稚而可笑。”一个自称是现实主义画家的人这样调侃道。
在《出殡图》中，杨建国用唯美的笔触，记录下自己苦难的童年。淡淡的忧伤中，我看见的只有娓娓的讲述，而非撕心裂肺的呼喊。“我更愿意用美丽呈现苦难、承载希望。”他说。
“是的，有时候，静静地讲诉，足够了。”他说：“如果能有一种东西，让我们用命去追逐，那就是我们的幸运!”
多年闭门创作，是为了埋葬旧岁月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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