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前期，无疑是中国画坛思想最为活跃、派别最为激烈、与政治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时期。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也截然不同。回溯20世纪前期的中国美术状态，各种美术现象、美术人物的荣辱兴衰，无不如此。在当下的主流美术史之外，还有很多不同信仰、不同成就、曾经在美术界纵横驰骋的重要书…
推荐关键字 绘画 梁又铭
20世纪前期，无疑是中国画坛思想最为活跃、派别最为激烈、与政治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时期。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也截然不同。回溯20世纪前期的中国美术状态，各种美术现象、美术人物的荣辱兴衰，无不如此。
在当下的主流美术史之外，还有很多不同信仰、不同成就、曾经在美术界纵横驰骋的重要书画家，不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他们在某一段时期的美术活动与成就，并不亚于其他现在已经被写入美术史册的书画家。如今，随着学术环境的宽松、各种展览活动的频仍、学者所展开的考古式的文献梳理，原来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远离我们视野的美术家们，开始逐渐浮出水面，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现在，这些美术家们曾经的辉煌，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销声匿迹，相反，在美术史视野中越来越放射出本该有的灿烂光芒。曾经以画吉羊与抗战历史画著称的梁又铭便是这样的典型范例。
图1、梁又铭小像
梁又铭(1906—1984)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中国画坛的著名美术家。他是广东顺德人，出生于上海，从小跟随兄梁鼎铭与姐梁雪清习画。一开始，梁又铭以西画为主，后来中国画、油画均各擅胜场。1924年，他与梁鼎铭、梁中铭在上海成立天化艺术会，是欲以画笔来改造社会、交流艺术心得。后来，梁氏三兄弟因为赴广州黄埔军校任职，画会便自行解散。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梁又铭都供职于国民党军中，先后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编纂股上尉、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中国空军》艺术主编等，从事美术创作和美术宣传。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梁又铭以编绘大量史实绘画、宣扬抗战而闻名，成为现代美术史上以画笔作武器的现实主义画家。
关于梁又铭及其艺术成就，长期以来并未受到美术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类美术史论著中，他的名字是缺席的。在一些通识类的美术读物或工具书中，虽然不时可见到他的名字，但其中也有不少错漏，如《中国美术社团漫录》和《顺德书画人物录》就把其出生年等基本信息搞错。这就涉及到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当我们在用传统眼光审视整个美术史的时候，或许已经遗漏了很多本该在美术史可圈可点的人和事。
梁又铭一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绘抗战史实画以鲜明的政治立场、生动的艺术造型描绘了抗战期间的历史画面，成为“以画证史”的重要素材;二是将传统中国画中较少人涉足的吉羊画发扬光大，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
如果需要重新定位梁又铭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地位的话，他的史实画应该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他曾受到萧波特“艺术应与现实结合”的理论影响，毅然走出书斋、走出画舫，以画笔为武器，投入到抗战的历史洪流中。
梁又铭的史实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故事造型，以古喻今、借古开今;一类则是抗战时期军民抗敌百景及相关故事。
图2、梁又铭《为嵇侍中血》
前者所绘历史人物，或为重民族气节、或为文人风骨、或为忠义之士，这些人物基本都是历史上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千百年来可谓耳熟能详、可歌可泣。梁又铭的这批人物画均画于1939年，是一组系列历史画，其作品分别有：《文天祥慷慨就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远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等。这一年，正是抗战处于相持阶段，为了激发军民的抗敌斗志、弘扬民族气节，梁又铭煞费苦心地绘制了这批画，以激励全民抗日、共赴国难。在1943年，梁又铭还画了《邱子妻劝夫殉国图》，以劝谕世人杀身成仁、不为外敌所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看似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实则是当时政治需要的宣传画，具有很鲜明的实效性和革命性。当然，在抗战结束后，梁又铭还画过类似的历史题材画，但主要是七、八十年代所绘，也大多为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英雄儿女，如《木兰习射图》(1970年)、《木兰从军图》(1973年)和《木兰织布图》(1981年)等。
图3、梁又铭《与子同仇》
后者则纯为抗战时期的写实画，这类画又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宣扬抗日军民奋勇御敌、不畏艰险的史实画，如《严阵以待》(1939年)、《枪林弹雨》(1939年)、《伤兵之友》(1940年，广东省博物馆藏)、《东征归来》(1940年，广东省博物馆藏)、《马头到处即长城》(1940年)和《与子同仇》(1940年)等，反映出中国军民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志。尤为突出的是，梁又铭在抗战期间，还用油画绘制了一套《中国空军抗战史画》(台湾空军军史馆藏)，将国民党空军与日军发生的历次重要的空战以纪实的手法描绘下来，激发了当时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在1937年，梁又铭所绘的《抗战速写画册》则将抗战中普通民众的事迹记录下来，如《妇女宣传队》、《儿童歌咏宣传队》、《棉衣运动》、《防空洞前》等，表现出人民同仇敌忾、不甘侵略的普遍状态;二是战争阴影下的社会写真，如《扶老携幼》(1939年，广东省博物馆藏)、《活人不及死人香》(1940年)等，反映难民流离失所、到处尸骨遍野的社会现实，揭露战争的残酷与反人道的本质。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画家，梁又铭早在抗战爆发前的数年，便已编绘了《日本侵略中国史画》(1933年)的画册，以警醒世人提防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七七事变”后，他更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关怀的绘画创作中。这种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当下的创作精神，正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美术界的一种普遍状态，梁又铭的绘画，也正是当时美术界的一个缩影。
在抗战的大后方，梁又铭和当时著名的美术家谢无量、关山月、刘开渠等一道，成为在1944年创刊的《新艺(月刊)》的编委，积极推动美术研究活动。他还撰写了《读战时绘画》等文发表于该刊中，在当时影响较大。
二
在史画之外，梁又铭的另一成就在于其个性鲜明的吉羊画。
图4、梁又铭《吉羊》
在中国绘画史上，以画羊著称的画家极为少见。最早见诸史载、以画羊知名的画家是五代时期钱塘画家罗塞翁。罗塞翁是著名诗人罗隐(833—909)之子。据传其画羊“精妙卓绝”，但遗憾的是未见其作品传世。之后的宋元明清各代，也有少量画家偶有涉猎画羊，但大多数是以两类题材擅场，一是以人物画而兼擅画羊者，其中尤以《苏武牧羊》、《龙女牧羊》最为常见，明代的唐寅(1470—1523)便画过多幅《龙女牧羊》，清代广东画家郑芳所绘《龙女牧羊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便是摹其笔意而作，清代广东人物画家苏六朋则画过至少十余件《苏武牧羊图》;一是以《三羊(阳)开泰》为题，多为纯粹的走兽、翎毛画;当然，也有个别画家是以其他少见的题材来画羊的，如清代广东画家苏仁山的《五羊仙迹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等。梁又铭在传统画羊的基础上，将“羊”作为描绘的主体，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冷门的画科展开诠释。无论是在绘画语言的变革还是题材的扩展上，都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
梁又铭所绘吉羊，多以水墨辅之以轻淡的赭色。他将传统中国画中“墨分五色”的画理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浓重的墨块构成羊的主体，再以淡墨和单色渲染羊角及四肢，而一些山羊则纯以淡墨画出轮廓，并无浓墨衬托，其代表作《百羊图》(1966年)便是其画羊之巅峰之作。该画将羊的行走、角斗、栖息、坐卧、依偎、跪乳、奔跑、嘶鸣、凝视……等等各种形态描绘得惟妙惟肖，可谓集画羊之大成。其他画羊者如《吉羊》(1981年)、《羊开百世》(1984年)、《点景三羊》的画法与画境与此相类，而《在汉苏武节》(1939年)、《劲节高风》(1977年)、《农家女》(1969年)、《风雨归牧》(广东省博物馆藏)、《龙女牧羊》(1972年)、《苏武忠节图》(1969年)等则是以画羊作为衬景，与人物画相得益彰。
梁又铭的画羊，将中国传统绘画中这一鲜有人涉足的领域发扬光大，在题材、技法、意境甚至构图、用色等方面都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将长期以来作为背景内容的吉羊变身为绘画的主体部分，并能将羊的各种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形神皆备，是在绘画题材上的一大突破。
梁又铭的画羊后继有人，四川乐山的画家李道熙(1920—2007)便师承梁又铭，以画羊而闻名。其画法明显受到梁氏影响，但又有自己的另一套面貌。
三
图5、梁又铭《木柵农村》
当然，在史画与吉羊之外，梁又铭还画了大量其他题材的绘画。这主要集中在他1949年赴台湾定居以后所绘制的诸如渔港风光、农耕生活、马祖风光及普罗大众生产、生活场景等台湾民众生活的纪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画，其实是其抗战史实画的延续。他始终是将笔触向下，关注到社会底层及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画面，将现实主义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事实上，梁又铭在上海期间，还参与了很多商业画、漫画和连环画的创作或教学，显示出作为职业画家的各方面艺术才能。同时，他还写了不少画理文章。我们在研究梁又铭的艺术成就时，这些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一环。
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美术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政治潮流、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中，很多画家选择了以画笔作武器、关注现实的写实态度。他们秉承中国传统人物画所宣扬的“成教化，助人伦”的美育功能，使中国画由修身养性、文人遣怀的小资情怀演变为投枪与广告的宣传阵地。从欣赏性转向实用性是这一时期大多数美术家乐此不疲的潮流。梁又铭正是在这种大潮流下参与社会改良与美术变革的著名美术家之一。从他精心制作的各类题材绘画中，我们看到了一颗纯朴的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国家的拳拳之心。今天，当我们看到这种离我们已渐行渐远的绘画作品时，对那个特殊的年代美术家，不得不油然而生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