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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而不同: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秦汉—罗马文明展”观感

        作者:核实中..2010-07-08 10:05:07 来源:中国版画家网

          很难想象两千多年前,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帮助下,处在欧亚大陆两端,遥遥相望的两大帝国会有何种交流。事实上,似乎古人要比我们想象的走得远得多,古罗马贵族对中国的丝绸趋之若鹜,而考古发现罗马的玻璃器早在秦汉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国。

            美术史家是旅行家,不止是各处博物馆、古代遗迹做空间上异域的旅行,更是对时间上往昔的旅行。19世纪美术史学科初创时,有美术史家豪言:哪怕只有一枚钮扣,也能通过它解读其民族的历史,探索其心里。现在看来,这一观点未免主观偏颇。但面对古代遗迹或者历史遗留下来的视觉材料,确能激发我们思古之幽情,增加我们对往昔对历史的认知。2009年7月30日开始的中华世纪坛“秦汉——罗马文明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畅游两大古代文明的契机。

            古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实际上即是中国与罗马的交往。现代欧洲人称呼中国,英文China,法文Chine,意大利文Cine,皆音译为“秦那”、“支那”、“秦奈”等,而这个希腊文名词还要追溯到更古老的时期。对于这一称呼的形成,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该词是“秦”的译音;另一种观点认为“秦那”是“绮”的译音,与丝绸有关。不管怎样,很大程度上古代中西交往的纽带就是“丝绸”。其后西方所出现的对中国的另一个称呼“塞里斯”(Seres),则普遍认同与丝绸有关。

            西方世界对中国丝绸一向倾慕有加,罗马帝国自西汉末期以后便成为中国丝绸的最大顾主。据说公元前48年,在罗马的一次庆功宴会上,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凯撒突然脱去外套,露出他的丝绸长袍,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羡慕,甚至目瞪口呆。这种轻柔舒适并光彩夺目的纺织品随机风靡整个罗马。这让我们想到,正如帕特农神庙上的命运三女神,庞贝壁画中的采花少女,她们所穿的是否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其曼妙的视觉表现,除了艺术家高妙的技艺外,是否得益于丝绸材料的肌理效果?这次展览中,秦汉时期的丝织品,有一件薄如蝉翼的衣服,宽袍长袖的中国样式,好似古希腊罗马女神身上的拖地长衫。

            艺术史上,很多人会怀疑是否存在“罗马风格的艺术”?罗马人在文化艺术上大量的复制沿用希腊人的成就。不过在建筑上,罗马人作出了两个重要的贡献,发明了“拱券”和混凝土。这使得体量庞大的公共建筑成为可能,斗兽场以及高架输水渠,使人不得不想起“宏伟即罗马”的赞叹。

            “是否真的存在罗马风格”这个争论主要是针对雕塑而言。大量的罗马作品,很明显是希腊不同时代作品的仿制或变体。罗马人对雕塑的需求量很大,主要是由于在学者及追趋时尚者之中盛行崇古之风。此外,罗马人还喜欢将室内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使得这些作品已丧失了希腊雕刻原有的意义,只是将希腊高超的艺术品降格为一些精美细腻的手工艺品而已。展览中,罗马雕塑大体分两类:一是神话题材,复制或者转化古希腊的雕塑风格,从人体比例到形态姿势,都是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体现,如维纳斯像,完全是古希腊风格的翻版;二是现实主义的肖像雕塑,他们明显地扎根于罗马社会。如许多的胸像,他们的制作有着实用的目的,一方面可供后代缅怀,更重要的是显赫家族世代相传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两位罗马皇室的雕像,一是《卡拉卡拉》,这是位历史上有名的嗜血成性的暴君,这件胸像简洁直接,没有多余的修饰,方脸庞,嘴角内收,头部低斜,紧锁双眉,多疑而凶残的眼睛流露出凝滞的眼神;另一件是《穿铠甲的尤利乌·克劳狄雕像》,这是位王子的像,貌似《奥古斯都像》,也就是罗马帝国早期的标准像,基本上是在罗马写实主义的基础上以希腊的标准理想化了。

            艺术史学者巫鸿先生曾用“开”与“合”两个词,对不同时期中外艺术的关系,与艺术史写作的原则,做了宏观上的归纳。大体而言,中古佛教艺术为“开”,因其不是中国本有,而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源于希腊化风格的键陀罗佛像传入中国,才开始大规模地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面貌;在中古之前的商周礼仪艺术和汉代画像石艺术则是“合”,因为它们基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未受到或者大体上未受到外来的影响。这一观点与这次展览的“和而不同”的主题相一致。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学习美术史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西方艺术史从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一路下来,其艺术风格衍变历历在目,有根有据;而中国美术史则要零碎得多,如夏商周青铜艺术上满目狰狞的形象,到秦汉时期急转为兵马俑等写实主义的风格,而且是突然出现,据此西方许多艺术史学者就此认为秦汉时期艺术可能受外来影响。

            很遗憾的是,在选择中国展品的时候,主办方对于带有或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的作品没有过多关注。如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带有罗马式杂技的汉画像石等。

            我们知道,东汉班超于公元73-97年经营西域时,罗马帝国也迎来了其鼎盛时代,班超知道大秦以后,对这个丝路极西的帝国寄予厚望,便派副使甘英前往联络。公元97年,甘英沿着丝绸之路西行,经安息、条支而抵达波斯湾,虽未达到大秦,但给中原王朝带回许多大秦的信息,如《后汉书》中所载的罗马盛产玻璃器和罗马古典民主制度的内容。

           关于中国与大秦之间最直接的往来,目前学术界较为肯定的是东汉和帝时期罗马商团入华,《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十二年(100)西域使者来访时的一段话:“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乐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而2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地理学家马利努斯的一段记载称,有马其顿商人曾同中国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其商队经常从地中海之滨跋涉数万里到达赛里斯国的首都。“蒙奇”就是马其顿的音译。

            在中国展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是反映礼乐文明的编钟,以及秦兵马俑和汉画像石。虽然无论从文献还是实物上早在秦汉以及之前,中国就已经与西方有了间接或直接的交流。

            在佛教传入之前,秦汉时期人心目中的最重要的神是西王母。社会流行的是神仙信仰,相信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世界,为了在死后能继续享受生前的权位和尊荣,帝王们便修建巨大的陵墓,护卫以兵马俑,凡是生前享受的都搬进墓里去;普通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建墓,就在墓室墙壁上画以引导升仙、宴饮、庖厨、会客等场景,或者用此类画像石画像砖来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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