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不是艺术？” 这个议题被争论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现代艺术馆约翰•萨克斯基策划了《摄影家的眼睛》展(John Szarkowski, MOMA, The Photographer’s Eye) 让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尘埃落定。实际上“photography”(摄影)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光画”，他从开始就是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被发明，这使100多年“关于摄影是不是艺术”的争论显得荒唐可笑。
很多早年的摄影家就是艺术家改行而来，并将摄影术服务于艺术。摄影不被认为是艺术的重要的原因有两个：科学技术的机械性和纪实特性的商业性。比如，很多早期摄影人将摄影术的科学作为了艺术成就来讨论，而摄影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写实记录特性，让艺术家无意识地蜕变成为了赚钱的机器。
但是，摄影与美术和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里不妨以“摄影版画”，也就是以照片作为蓝本制作的版画，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明摄影与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纠结、抗衡、较量、交织和融合。
版画是与摄影血缘关系最为亲近的艺术形态，是摄影术发明前最重要的视觉传播手段。在二十世纪初照相印刷术完善前的100年间，发明于1839年的摄影术主要借助于成熟的版画术来传播。随着照相制版术成熟，纪实报道性的视觉表达逐渐为摄影所取代，“摄影版画”在1920年前后逐渐式微，最后成为了小众的“版画艺术”。
中国的版画术分为年画和版画，在早于西方的明末清初就开始流行，但却止步于匠工，而未能成就为艺术。15世纪以后，绘画透视学和解剖学成为了西方绘画的基础。18世纪进入中国宫廷的西方艺术家带来的西方艺术，让清皇家领略了西方版画的魅力，促使国力空前强大的大清乾隆朝前往法国制作了《乾隆西域武功图》，为版画这种艺术形态的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皇权和政治的介入，推动西方版画艺术在中国的流行。
此时的西方艺术也将关注点从宗教转向了社会和人，出现了肖像画、风景画和静物画，对诞生于19世纪的摄影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当然摄影术也反作用于艺术，特别对平面的、绘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摄影术改变了画师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的幼稚和随意，让他们自然地引入了西方成熟的艺术技法。在中外视觉文化交流领域，摄影术不仅对中国艺术的视觉构成(特别是透视和真实描写)影响巨大，也彻底改变了中外艺术交流最重要的品种“外销画”形式和构成，使外销肖像画兴起，礼品画的消亡。
以照片为母本的“摄影版画”与传统的绘画比较，不仅在视觉构成上更符合人眼的习惯，还有对动感的扑捉和对现场感准确的描述，因此被大量地采用于报刊和图书出版中，并出现有铜板、铁板、木版和石版等多种形态。
但是，“摄影版画”是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和加工，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作者的主观想象和猜测，在那些从未到访中国的西方艺术家手中，版画上的中国人物常常具有西方容貌，而且画面中的场景也常常与客观真实的存在相左。“摄影版画”作为100多年前曾出现、并广泛传播并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观看和想象的视觉表达形态，作为反映十九世纪绘画与摄影交织的艺术形态，作为早期摄影史最重要的传播形态，“中国人作为画中的主体，深然不知这些画的存在，更不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窥视和读解。” 幸运的是近年来国外出版的不少专著，将“摄影版画”作为了十九世纪东西方视觉文化交流的重要形态研究加以研究，预示了文化交流史、艺术史和摄影史研究全新的领域。
反映“摄影与绘画”关系的藏品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比如早期为了彩色而手工上色的银版照片、有根据照片创作的版画、素描、水彩画、油画，甚至雕塑，还有为了传播视觉信息翻拍了艺术品的照片。更为有趣的是出现有依据托马斯•切尔德(Thomas Child)拍摄的皇室出行照片制作的版画，再使用8X10英寸的大画幅相机将其拍摄回的原版蛋白照片，为何存在有这种形态的照片，至今仍让人费解。
本雅明在1936年的“绘画与摄影”一文中，纪录下了摄影术发明后第一个百年中，绘画与摄影的纠结、抗衡、较量和融合。从绘画挑战摄影到绘画逃离摄影；从绘画临摹摄影到摄影传播绘画；从绘画利用摄影到绘画主宰摄影。最后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格局中，在揭示社会、保存历史的多个层面上，摄影和绘画统一在“艺术”的旗帜下。
本次秋拍的“摄影与绘画”专题，不仅一批以照片为蓝本制作的“摄影版画”精品，如蒲安臣访美使团成员合影(3张)等，还有前摄影时代约翰•尼斯•纽荷夫(Johannes Nieuhof)1665年的版画和1840年代的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创作的著名经典《中国》彩色铜板画(4册)。此外，早期采用手工上色将蛋白照片彩色化的上海龙华塔等作品、采用彩色染印法将毛主席1940年代的经典黑白照片彩色化等多件作品。该专题的出现将为中国特有的摄影与美术史(艺术史)研究提供珍贵资讯和史料实物，在美术史和艺术史的脉络中扩展摄影收藏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