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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题|王仲、尚辉、何家英、赵景宇撰文

        作者:王仲、尚辉、何家英、赵景宇2023-11-27 19:16:08 来源:中国版画家网

          2023年11月27日,值此著名油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秦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美术家网特别推出“隆重纪念秦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专题”,刊发王仲先生、尚辉先生、何家英先生、赵景宇先生的学术研究、缅怀纪念文章,以飨广大读者。

          秦征先生影像

          秦征,当代著名油画大家、美术教育家。1924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入中央美院学习,师从徐悲鸿、吴作人、王式廓,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调干班,1954年奉调参与中国美协筹备工作任党支部副书记,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前苏联K·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任班长(支部书记),1957年毕业创作油画作品《家》由国家选送参加苏联莫斯科世界青年美展,1960年至1968年任天津美术家协会创作员,1980年至2005年当选并担任天津美术家协会主席,1981年当选天津文联副主席,1983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并率团出访日本,1985年当选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86年率中国文联代表团出访意大利、西班牙,1987年中宣部任命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临时领导小组组长),1988年受天津市政府委托为天津新火车站联合创作完成大型穹顶壁画《精卫填海》(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并获鲁迅文艺奖,1989年率东方美术交流学会代表团再次出访日本,1991年获国务院首届“表彰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人物”授予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1992年率中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团出访朝鲜,1997年作品《家》《悠悠我思》分别入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第二卷、三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98年被中国美协第五届主席团聘为顾问,作品《心怀天下人》捐赠天津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并被永久收藏,1999年作品《家》入选《新中国美术50年》画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总社出版),2003年被中国美协第六届主席团聘为顾问,作品《家》《悠悠我思》入选《中国油画全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4年《秦征速写集》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被聘为天津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2006年被聘为中国油画学会顾问,2008年被中国美协第七届主席团聘为顾问,2013年被中国美协第八届主席团聘为顾问,2015年获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成就奖,2018年被中国美协第九届主席团聘为顾问。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天津美术家协会主席、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代表作品有《家》《悠悠我思》《心怀天下人》《夕照赋》《日月同辉》《明月出天山》等。近二十年来致力于创作具有民族艺术风格、诗化传统意蕴和时代风貌的中国油画作品,代表作品有《雪鹰》《蓝韵》《望昆仑》《冬至太行》《今月曾经照古人》《暮秋之野》《梦境》等名世。


          刚正行大道 德艺著人生

          王 仲

          秦征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前辈、老领导,为人刚正不阿,是一生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的革命画家、人民画家。

          秦征先生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从小喜欢画画。但在那个烽火连天、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年代,艺术的追求必须服从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秦征先生13岁就参加了抗日战争,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红小鬼”。他曾经历任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群众剧社美术队队长、前线随军记者等职务。在战争年代,秦征先生从来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画笔,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用画笔记录下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艰苦生活和不屈身影,用画笔作为团结人民、抗击敌人的武器、匕首和投枪。非常可贵的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在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木刻和连环画作品。

          新中国成立之后,秦征先生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己钟爱的绘画艺术事业中来,精神焕发!他曾两次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第一次是参加中央美院干部专修班,师从绘画大师徐悲鸿、吴作人、王式廓。第二次是到中央美院参加“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跟苏联专家学习。这两次学习和深造,使秦征先生基本掌握了西方油画的艺术语言表达规律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秦征先生在“马训班”的毕业创作——深受朱德委员长欣赏和马克西莫夫称赞的油画《家》,正是他这个时期学习心得的结晶,也是秦征先生一生油画创作的代表作和高峰。

          徐悲鸿先生在欧洲深入学习和掌握了西方油画的基本规律,回国之后,又努力将中国绘画美学的内在意蕴注入其间,使其民族化、中国化,让西方的油画成为中国的油画。秦征先生像他的老师一样,非常重视“中国油画”这一概念。他在马克西莫夫的指导下,努力学习以俄罗斯巡回画派为基础的苏派油画时,非常重视民族化、中国化的思考和实践;从他大量的写生作品中可以看出,秦征先生非常重视在油画中张扬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秦征先生的艺术创作,在深入研究西欧、俄国和苏联艺术经典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油画的技法模式,而是从中国的民族风格中吸取技巧元素,运用中国画的写意手法,创作出具有民族艺术风格、诗化传统意蕴和时代风貌的中国油画作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今天许多画家和理论家都不提它了。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艺术概念的核心,就是人民性和生活的真善美。秦征先生不是那种狭隘自我标榜“个性自由”的艺术家,他是一位不忘初心的具有崇高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革命艺术家、人民艺术家,他的艺术创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不动摇。他的作品,贴近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贴近普通老百姓的心灵和情感。他以至诚至真的画笔抒写对人民的无限深情。秦征先生这种不随时尚潮流而敢于坚持正义的大无畏艺术精神,是令人非常可敬可佩的。

          坦率地说,如果秦征先生57年没有被错划成右派,没有耽误创作年华最好的二十年,秦征先生的艺术成就或许会更加辉煌!秦征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艺术。不论人生道途的顺逆,他始终荣辱不惊、无怨无悔、乐观向上,把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艺术事业。

          秦征先生不仅自己笔耕不辍,而且非常重视年轻一代画家的成长,像何家英等一大批艺术界的栋梁之才,就是秦征先生一手精心培养起来的,这种薪火传灯的艺德情怀彰显着超拔的人生境界和烛照中华民族的东方智慧。秦征先生无论在做人方面还是从艺方面,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秦征先生成为将西方油画转变为中华民族油画艺术的代表性画家之一。秦征先生曾经担任中国美协的重要领导职务,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征先生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值此秦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撰此文,是为序。(本文作者为著名美术理论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原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近现当代藏品定级专家组组长)


          《海防一兵》  1963年  秦征作品

          《家》  1996年重绘  秦征作品

          《心怀天下人》  1978年  秦征作品

          《悠悠我思》  1987年  秦征作品


          现实主义美术不可缺失的悲壮美学

          尚 辉

          现实主义主题性美术创作在新世纪以来的回潮,既让人们重新审视了历史画在人类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与审美价值,也让人们再度梳理了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与轨迹。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经历了战争岁月的艺术家对其自身经历的一种审美记录。对中国现代美术而言,“现代”在此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不是如何进行摆脱主题的纯粹形式语言探索,而是艺术能否以及怎样呈现中国在20世纪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开始真正走向一个富强的现代国家所必经的民族苦难与民族奋斗。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才发现,当下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与那一代经历了战争的革命艺术家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是艺术表现技巧的高低,而是经历战争的艺术家对历史的精神灌注与未经历者对历史题材的想象构建这种本质区别。秦征的《家》无疑是战争经历者对中华民族曾经苦难的一种沉重而悲壮的镌刻。虽然《家》这件作品不是对抗战时期哪个具体的重大事件的描绘,却是那个民族危难时刻随时随处都会发生的被侵略者烧杀抢掠而流离失所的常见情景的描写。《家》无疑是那场民族灾难中无数个“流民图”的一个典型缩影。作品着力于一位携女负婴的少妇形象刻画,她摩挲并斜倚在已被炸毁了的家的残墙上。冒险带着孩子回到的这个家,已残垣断壁,她彻底绝望了。画作没有细微刻画她侧露的面孔,但从她抚摸残墙的手和失去支撑的身体,却分明能够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无助与悲伤。画作感染人的不是仅仅描绘了失去家园这个事件本身,而是努力通过对她摩挲残墙的优雅而伤痛的体态来揭示画中人物内心那种绝望的悲痛。该作还充分发挥了灰蓝色调对整个画面色调的把控,忧伤的蓝调有效地将心理描写转换为视觉化的悲伤之诗,从而也深化了整个画作沉痛而悲壮的审美意蕴。

          秦征因此作而一画成名,却也因此作而遭受命运的逆转。在那个以歌颂为主调的英雄主义时代,即使描写战争、描绘灾难,也一定是以铿锵有声的旋律予以歌颂。因而,《家》的灰调、悲伤也一定会遭遇某种不测的抵毁,画家也由此而遭受政治上的不公与迫害。这种艺术思想上的不同政见以及链锁式的政治冲击,更深刻地表明了现实主义对真实的揭示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必然变形,也更深刻地指涉了现实主义能否以及如何描写民族悲剧这个更重要的审美命题。毋庸置疑,现实主义的本义就是在现实被某种政治理念或执政行为掩盖之时能够去揭示真实、发挥艺术批判现实的作用;现实主义艺术的审美品质更深刻的不止是对美好生活的优美呈现,而是对丑恶现实的揭露、对悲情人间的直呈,并因这种美好的毁灭而滋生出精神情感的崇尚美感。如果说中国传统美术不乏优雅、高古、淳朴和冷逸,那么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所新兴的现实主义艺术,则主要弥补和解决的是中国美术在忧伤和悲壮之中唤醒崇高美学品格的建构问题。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蒋兆和的《流民图》、王盛烈的《八女投江》和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等都是20世纪诞生的中国现实主义名作,秦征的《家》也同样属于民族悲剧描写的这一序列,它们通过对民族灾难的描写虽以忧伤、悲痛为铺垫,但骨子里却抒发出一种顽强不倔的抗争与奋斗精神,这正是从忧伤、悲壮而升华出的崇高审美情感与崇高美学品质。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从来都是由苦难而激发出的一种崇高审美的精神指引。

          在秦征此后的艺术创作中,描写战争依然构成他油画艺术的基调,尤其是作品《贺龙在1968》,通过对贺龙伫立于山间回眸一望的全身侧面形象刻画,寓意了即使身陷政治迫害囹圄的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执念不减,而画作所选择的这个形象也力图表达另一种民族悲剧给人们内心带来的更加深沉的伤痛。贺龙那已衰老的身躯所流露出的矍铄眼神,不止是回望他自己一生历经的革命烽火,也深切承受了革命经历中不断遭受的另一种挫折与磨难。相对而言,秦征创作的《悠悠我思》则塑造了耄耋之年的朱德在雪地漫步的泰然自若,身经百战的他,此刻已融化在纯净而浪漫的飞雪中,自然成为“我思”、“我在”之所。这是民族苦难经过他们的浴血奋斗而获得的一种恬淡祥和之境,也是秦征自己晚年精神的折射——最激烈的战斗销烟、最伤痛的民族苦难、最魔幻的政治污陷,最终都迎来一种平和安然的心灵抚慰。《家》所渲染的民族悲伤、《贺龙在1968》所描写的英雄落难、《悠悠我思》所放归的沉重心灵,都无疑是中国现实主义美术中不可缺失的悲壮而高华的美学,都是从另一种更加深邃的视角对现实与人性的揭示,而这一美学品格的塑造,才使中国现实主义油画民族化得到富于精神底蕴的呈现。秦征这个名字也始终与这一美学品格浇铸在一起。(本文作者为著名美术理论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博士生导师)


          《贺龙在1968》  1979年  秦征作品

          《百花之花》  1962年  秦征作品

          《老游击队员》  1963年  秦征作品


          襟怀坦荡 明道惜才——深切缅怀秦征先生    

          何家英    

          今天,也就是2021年11月25日,是秦征先生离开我们的周年纪念日,正好也是感恩节。我不由得回想起秦征先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的无私帮助,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思念与感恩之情。去年听到秦老去世的消息时,我悲痛不已!先生是一个襟怀坦荡、刚直不阿、品德高尚、明道惜才的人,他用他的一生,写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说他高尚,一是因为他的善良,二是他的正直。我无法在一篇短文中把所有知道的与秦老相关的事迹都写出来,只能写与我有关的一些感人的故事。

          唐山大地震后的1977年3月,我有幸从天津市宁河县(现为宁河区)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入天津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绘画系。入学半年以后,比我大两届的老同学张明骥,带我去拜见了德高望重的秦征先生。先生当时是天津市美协主席、天津艺术学院教授,还是行政十三级干部,这让我诚惶诚恐,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张明骥告诉我:“别紧张,秦征先生特别爱才,人可好了。” 

          那时学校的操场和前广场都挤满了临建棚,是为了躲避余震老师们自己搭建的,秦征先生也住在临建棚里。我们经过弯弯曲曲的狭窄过道,找到了秦征先生的家。那时已经是夏天,临建棚里很热,秦征先生只穿了一件老头衫,他和老伴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的热情让我不再拘束。老人家神采奕奕,和蔼慈祥,对我们加以鼓励。正是这次见面,我与秦征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年的大学学习,我从来不敢懈怠,那真是如饥似渴、只争朝夕呀!在各学科老师的教导下,我的学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在这期间我没有再见过秦征先生,也不敢去打扰,毕竟他在我眼里是高不可攀的人物。然而,就在我快毕业时秦征先生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

          正是他,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到了大学三年级,已经是搞毕业创作的那一年了。我与几个同学去了山东某海岛采风,画了一批渔民的水墨写生和速写,回来后创作了一张表现海岛姑娘从海带养殖场归来的作品《海田归》。毕业展览上展出了这张作品和部分海岛写生作品,一下子惊动了学校的老师们,其中就包括秦征先生。秦征先生看到我的作品激动不已,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苗子!听说我正在报考浙江美院的研究生,先生急了:“这样的人才不能外流!”他和系主任上下奔走,希望院领导能把我留在学校。可惜,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来哪去(我的最好出路是回到我插队的宁河县文化馆工作),没办法争取到户口指标留下来。当秦征先生得知我的档案已经送到人事局的时候,他立即找到了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白桦同志,这是他的老战友,把我的情况做了介绍,并强调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要留在天津,学校留不了,就放在美协。白桦同志说:“你回去打个报告,我给批一下。”秦征先生说:“回去写干吗?我现在就写。”于是,他在副市长的办公桌上写好了报告,白桦同志立即做了批示。秦征先生马上带着批示,骑着自行车在下班之前赶到了天津市人事局,把档案扣住了。不然,转天一上班档案就被发送到宁河县了。学校领导得知消息以后,找到秦征先生,说:“小何既然留在了天津,还是留在学校吧。”就这样,在我一点儿也不知晓的情况下,我的命运正发生着改变。事情还远没有结束,秦征先生还有着别的安排。

          当时面对着毕业分配,我束手无策,也不懂得走关系。本来我舅爷当时是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可是我不懂去找舅爷帮忙,在我的意识里没有这个概念。于是我唯一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办法就是考学,我报考了浙江美院的工笔画研究生,就在我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系里张培舟书记找到了我,通知我说:“小何,你已经留校了,就不要再考研究生了,你先不用报到,明天你先去北京中国美协报到,参加一个美术家赴葛洲坝创作小分队深入生活的活动,回来再到学校报到。”原来,秦征先生早已给我安排了参加中国美协小分队的事情。上述这些事情和留校的原因,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直到很多年以后才听秦征先生讲出了这些情况。

          葛洲坝的生活体验,让我见到了外面雄伟壮阔的建设场面,遂创作出了一张表现葛洲坝女工生活的大写意人物画作品《春城无处不飞花》,并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获得了二等奖,罗中立的《父亲》获得了一等奖。我的《春城无处不飞花》还在天津第二届青年美展中获得了一等奖。这张作品当时影响很大,为我的艺术道路开启了第一道大门。没有这次采风,就不可能有作品参加青年美展。紧接着我就先后加入了天津市美协和中国美协,按那时的入会章程规定,在全国青年美展获奖就可以申请加入美协。

          转年,我完成了第一张工笔画创作《街道主任》,参加了天津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在评选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方面大家特别看好,毕竟这是难得的一次形象上的突破,令很多人为之振奋,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此画有问题,是对基层干部的歪曲。此时,又是秦征主席果断地把作品名字改为《肖像》,等于无题,没有主题,是什么大家自己想去吧!就这样躲避了一场风波,既保障了作品的参展资格,也保护了我。还是这一年,天津市美协组织创作小分队,赴山西临汾黄河岸边进行深入生活,我画了很多速写,回来后创作了写意画《牲口集市》。

          1982年,我又得到天津市美协的通知,脱产参加美协与文化局、美术学院共同组织的创作研究班。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创作班,它由秦征主席带队,刚刚从中央美院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的版画研究生汪国风老师做指导,集中了天津市十位青年骨干。之所以说不同寻常,就在于“研究”二字,此次的深入生活,不是走马观花的,或者是去作一些写生了事,而是以新的思路、新的理念展开创作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工作,是探讨什么是艺术、如何深入生活的大讨论。我们在秦征主席的带领下,奔赴河北省保定地区易县狼牙山脚下一个并不起眼的叫“画猫”的小山村。这个村子之所以叫“画猫”,是因为村边有一处的崖壁上自然呈现出一只猫的形状,真的很神奇。我们自带行李先到的保定,转天才能乘坐开往山里的长途汽车进山。当秦征主席带着铺盖卷走进行署招待所时,人家竟然不肯接待,他们大概还没有见过什么领导会自带行李住招待所的。秦征先生让他们联系行署地委书记,这位书记赶紧跑来看望,一看到秦征也笑了:“哈哈!还是老八路的作风!”于是给秦老安排好了住处。为什么得自带铺盖?因为要住在老乡家里,人家也没有多余的被褥。到了山村,秦老好像又回到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的老样子,每天都与老乡唠家常,回忆他在战争年代转战太行的往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农民、了解了秦征。和秦征先生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再没有了他高不可攀的感觉,而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秦老”。我们的指导老师汪国风也不让我们称他“老师”,而叫“国风”。他认为,在艺术面前是平等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即便是老师的观点也是可以争论的。

          通过一个月的大讨论,我们澄清了很多艺术上的模糊认识,探讨着艺术的本质规律。我们没有像以往那样专注于写生,而是为创作去发现有价值的生活状态,用脚和心体验生活。正是这个创作班,打开了我的创作思路,懂得了如何深入生活。后来我又自己三上太行山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在1983年和1984年先后创作出《山地》《十九秋》两张作品,并且双双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由于这两张作品水平不相上下,把票数分散了,再加上各地美协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省市拉票,而秦征主席是绝不会干那种事的。因此,我的两张画并没有获奖,只是作为优秀作品参加了进京展。但是这两张画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却是很深刻且经久不衰的。《美术》杂志破例刊登了一个通页,还刊登了我的创作体会。远在美国的陈丹青就是在这本杂志上看到了《十九秋》,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对于我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画家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

          由于在全国美展上取得的成绩,1985年在天津美院民主选举中,我被推选为中国美协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秦征主席带领我们天津代表团到济南南山宾馆出席了会议。大会上很是热闹,那时正是“八五思潮”最活跃的时期,这种态势被一些年轻人带入了美代会,一时间热闹非凡。秦老面对这个局面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沉稳、老练和正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在这次美代会上,我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秦老为我铺开了一条人生的康庄大道!就看我自己如何接着往下走了。

          创作班的收获,延伸着我的创作状态,1985年我又创作出了《米脂的婆姨》《清明》《夏》等作品;1988年创作了《酸葡萄》,获得当代工笔画学会首届大展金叉大奖;1989年与高云合作的《魂系马嵬》,获得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1991年又创作出《秋冥》,获得当代工笔画学会二届大展金奖。这期间,荣宝斋出版了我生平第一本画册《何家英作品选》,秦老为画集写下简短而精彩的前言。几年来,天津市也给予我很多荣誉。对于我的成长,秦老深感欣慰,对我充满了信任。2005年,秦老在天津市美协换届筹备期间,对于美协主席的人选首先考虑到了我,准备让我接他的班,他让人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我一方面非常感动,感谢秦老的栽培,一方面又不敢受命。有两个原因:一是秦老一直教育我们不要做官,现在怎么又把我往官场上推呢?第二个原因是,此时我的上面还有一代人,我怎么能捷足先登呢?即便让我担起天津美术界的重担,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呀!因此我还是婉言谢绝了秦老的美意,最后让我担任了第一副主席,好在并不让我驻会。

          艺术可以有传承,人的品德也是可以传承的。秦老的高尚人格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为人,他当时怎么对待我们年轻人,我现在就怎样对待我的学生,甚至是素昧平生的人才,我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秦老要求我们走正路、求大道,不要做绣花枕头、走旁门左道,更不能背离中国文化的文脉。这也是我一直坚定、自信的原因。

          秦老退休以后,每年我都会去看望他老人家,每次见到他,他都特别高兴,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以前经历过的事情:从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到成为宣传干事;从到中央美院“马训班”学习,再到反右时如何被打成右派等等,过往历历在目。“文革”以后,秦老主持中国美协的工作,中央宣传部要调任他到北京担任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被他婉言谢绝,之后好几道金牌催促他走马上任,都被他推辞了。他一直留在了天津。秦老对我们都很好,但是他自己却淡泊名利,一是给他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不做,再就是让他递送自己的资料去参评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的“终身成就奖”时也被谢绝了。我就曾经找他要过这些资料,他表示出毫无兴趣的样子。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中国素描展览,我也替国博找秦老征集作品,但他同样放弃了参展。

          在他家里,我还看到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都是战争年代拍摄的。那时他拿着德国蔡司120照相机,拍摄了很多宝贵照片。其中有一张别人给秦老拍的身穿八路军军服的肖像,非常帅气,瘦瘦的脸庞、直挺的鼻梁、两道剑眉,可谓是英俊潇洒、正气凛然呀!他的那张有名的油画作品《家》就是根据他在战争年代亲历的悲惨景象创作的。我还看到了他在战争年代的大量速写。先生还和我讲了很多事情,包括他与贺龙的友情,也包括我在毕业时的那段故事,美协创作班的缘起,天津市美协的两次换届内幕等等,就不在这里多说了。这个时候我对秦老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真是个久经风霜却痴心不改、历经磨难仍道德高尚的人哪!

          秦老爱才是出了名的,不仅是对我,对其他年轻人也一样,只不过在我身上下的力量最大,对我的期望也最大。为了多少人的前途,他都倾尽全力给予帮助,由于不是我亲历的事情我就不在这里多提了。

          岁月荏苒,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秦老也一年比一年地老去。他90多岁时,不仅出现了耳背,说话也不大清楚了。但是对过去的事情仍然记忆犹新,还是不断唠叨着过去的事情。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给秦老画一张肖像画,把他的人格与风采表现出来。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没有了社会活动,我总算能有时间完成这个心愿。我挑选了一张秦老神采奕奕的照片,非常认真地、充满感情地以水墨的形式描绘了出来。当我装裱好、配好框,送到秦老家时,老人家激动万分,看了又看,然后我们把画挂在了墙上。老人家直勾勾地盯着画又看了好半天,最后竖起大拇指说:“只有你何家英才能画出这个水平!”看到秦老那么高兴,我们也都为此而感到高兴,我一直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没想到,去年的今天,秦老离我们远去,我再也见不到我生命中的贵人、我的大恩人了。每当想起秦老高兴地欣赏画作的这一幕,我都会泪含眼眶。在这个悲痛的日子里,谨以此文缅怀秦老的恩情,颂扬他崇高的美德!秦老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本文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


          《古榕战道》  1986年  秦征作品

          《古老的民居》  1982年  秦征作品

          《渔阳村景》  1984年  秦征作品

          《横山道上》  1976年  秦征作品


          丹青垂范艺史 风骨熔铸画魂———秦征先生百年诞辰随想  

          赵景宇  

          在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简称“马训班”)的存在应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大事件。68年前(1955年),苏联著名油画家、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教授受邀来到中国,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顾问并主持为期两年的油画训练班教学工作。严格意义上来说,马克西莫夫教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前来中国从事专业美术教学工作的外国艺术教育家。“马训班”的苏联模式和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以其显性的存在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艺术的主流。其时,“马训班”的二十多名学员大多已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年轻助教甚至已有相当创作经验的画家,经严格考试层层选拔挑选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新中国第一批崭露头角、才华横溢的艺术精英,他(她)们日后绝大部分都成为了新中国油画领域的中流砥柱!这一年,秦征先生31岁,在他从中央美术学院调干班毕业的第三年,随即考入“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油画家中的一员。          

          秦征先生在“马训班”的两年深造,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成熟且杰出的油画艺术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西莫夫教授所带来的俄罗斯画派的严格造型体系和训练方法,其源头则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古典主义学院派,而就当时中国油画语言艺术本体而言,所缺少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庄重典雅的古典主义训练这一环节。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因,无形之中阻断了东方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相互融通,而作为异质艺术的油画唯一能够从国外得以借鉴的,就只有由马克西莫夫教授等专家从苏联或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带来的,对欧洲古典主义经过改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苏式油画”,这势必会给新中国油画艺术事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局限性。然而极具意味的是,中国油画艺术原有的写实手法与现实主义“苏式油画”确乎有着一定的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都是一脉相承的。亦正因如此,在中央美术学院求学期间授业于徐悲鸿、王式廓、吴作人的秦征先生,才在马克西莫夫教授风尘仆仆地踏上中国的土地,开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艺术时,秦征先生才并未感觉到突兀,而是很自然地进入到了良好的学习状态中,并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取得了非常丰硕的艺术成果。这固然与“马训班”学员们勤勉刻苦的努力和澎湃高涨的艺术热情密不可分,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既有的写实主义油画传统的契合,也是极其重要的客观因素。马克西莫夫教授直接引进的“苏式油画”及其教学方法,使得中国的美术院校油画教学由浅入深,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和教学体系,无论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还是按现实的价值判断标准考量,其意义都是不容低估的,更是重大而又深远的!      

          秦征先生在“马训班”的毕业创作《家》,作为他两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艺术研学的直接成果,与其他学员的毕业创作一起诞生时,曾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朱德委员长亲自到“马训班”视察工作并和秦征先生交谈,对《家》这幅美术作品予以高度评价;马克西莫夫教授也一再强调此幅作品的艺术性远远超过了其它具有政治宣传画色彩的作品。之后,《家》便由国家文化部选送到苏联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美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这幅作品更是作为中国现代油画艺术的经典,和徐悲鸿先生的《田横五百士》、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王盛烈先生的《八女投江》以及周思聪先生的《人民和总理》一起,被载入新中国的美术史册。在这幅作品中,秦征先生依照当时美术创作所倡导的“情节性绘画”的精神和在创作中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可以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抗战时期的惨烈一幕真切而又生动地通过画笔,真实地还原到了画面中呈现出来。画面中那位抚墙而泣、携子负婴的少妇,不就是那场民族灾难中无数个“流民图”的一个典型缩影吗!我想,秦征先生的用意还远不止于此,他不止是要描绘百姓失去家园、流离失所这个事件本身,而是透过人物极度忧伤的体态来揭示人物内心那种绝望的悲痛,从而可以上升到中华民族的更高层面上来解读,那就是力图去表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悲情乃至伤痛,继而将这中肉体乃至灵魂痛苦的心理表达转化为视觉的伤痛!我想,这是秦征先生在努力解决中国美术创作在忧伤和悲壮之中如何建构中华民族崇高美学品格的问题!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那个以“歌功颂德”和“红光亮”、“高大全”为主要基调的年代,即便是描写战事或者苦难,也一定是以“英雄壮举”的表现形式来起到歌颂的终极目的,怎么可能会允许秦征先生这样记述和表达劳苦大众所遭受过的伤痛和苦难呢!而恰恰就是因为这幅作品,使得秦征先生由于当时的政治歧见蒙受了不白冤屈长达22年之久,直到1979年平反!倘若秦征先生在1957年至1979年之间不是去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和劳动改造,而是拿起他心爱的画笔,干着他酷爱的艺术,他要创作出多少经典的美术作品啊!

          毋庸置疑的是,秦征先生早在1950年就已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当时学院的领导就是游学欧洲归国的徐悲鸿先生!秦征先生在美院研学期间就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写实功底,及至“马训班”时期,他的油画作品在构成、色彩和空间等绘画语言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置身于热火朝天的那个革命时代,秦征先生保持着高涨的创作激情和赤诚的创作动机,但其创作的切入点,则是始终坚持画家主体的情感体验,画面中亦是更加注重用诗化的语言来净化现实,对感情的力度的关注要远远大于对绘画技法的追求。诚如斯言,秦征先生他在作品中力图表现的,就是呼唤人性的回归,强化人内心的主观精神!他坚定地持守着现实主义立场,但他坚决摒弃矫揉虚假的现实主义和夸张造作的情感,我强烈地感受到,这必定是秦征先生的性格和气质的使然!      

          秦征先生1924年冬天生于河北省行唐县,1937年夏天考取保定育德中学,尚未入学之时,日寇炮轰卢沟桥,隆隆炮声不仅震撼着中华大地,更是震碎了亿万中华同胞的心!在中华民族处于如此危亡的紧急关头,立地生离死别,秦征先生不由分说,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节拍,一往无前,奔赴前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战救国的革命运动洪流之中!即便如此,战争也没能泯灭秦征先生内心高燃的艺术情怀。他在家乡的街头土墙上绘就了一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壁画,动员全民团结抗战,跟随着部队每到新的驻地,凡是写标语、画壁画之类的任务总是交由秦征先生去完成。艺术之神的幸运就这样垂青到了秦征先生的头上,而宣传重担也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同年夏秋之交,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秦征先生亲眼目睹了“平山妇女担架队”冒雨强渡滹沱河的惊险场面:女队长此时已身染重疴,但依然挺身而出,背起伤员,在湍急的河流中奋力跋涉前行!受尽日寇残害的边区妇女,同仇敌忾的民族之恨,革命士兵的手足之情,铸就起了一股女性觉醒后的无穷尽的坚韧和毅力,构筑起了一道坚固的血肉长城,亦绘就出了一幅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不畏强敌的史诗画卷!秦征先生随即便画出了《妇女担架队长》肖像并且亲自木刻、拓印到了《支前战报》上。迎着初升的朝阳,秦征先生高高托举起他16岁花季第一件木刻作品,奉献给了边区姐妹这些披坚执锐的东方女神们。此后,秦征先生在特定的全民抗战历史环境下,接连创作出《平沟去》、《军民秋收》、《夏锄》、《号角》、《上前线去》等木刻作品,这些作品中承载着秦征先生曾历经过的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涯,虽九死而不悔,秦征先生的艺术激情和革命热情与抗战士兵的步枪一起,化作一团团的火焰,冲向战场上的日寇,把日寇消灭在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秦征先生是一位革命画家,更是一位人民画家。作为革命军人出身的他,日后的事实也雄辩地证明,这种军人的性格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是有多么地重要。1952年,秦征先生从中央美术学院调干班毕业后,调入华北文联创作组。在其后很长一段岁月里,他创作了许多人体、风景和静物画。其时,他和很多那个年代的人一样,即使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之后,秦征先生的创作热情并未因此而消退,他仍然是想用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来借以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他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学院派深厚的艺术功底,准确的艺术造型能力、完整的油画关系以及对艺术的真挚感情,使他具备了驾驭大型作品的能力,需要的只是真正调动一位真诚艺术家创作激情的契机。      

          1988年,秦征先生携五位青年画家共同完成的大型穹顶壁画《精卫填海》,堪称其主题性创作的大型作品。在这幅面积超过500平米的艺术空间里,秦征先生领衔创作的这幅古典文学题材的史诗巨作,绘画需要形式上表现出鲜明的创新意识,更加强调线条对于画面的表现力度,关注提高色彩的纯度和饱和度,在表现手法上没有见到丝毫的意图简单地将西方油画的写实与中国民间绘画因素拼凑出“民族化”的机械化倾向。相反,秦征先生将这幅创作作为他探索新的绘画语言的实践机会,自觉地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对苏式现实主义油画进行改造,既对作品题材所规定的场景倾注他从未或缺的热情和真诚,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完成了自己对油画艺术语言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和追求。秦征先生在画面的构图和人物的造型上并没有刻意去营造一种司空见惯的史诗般的宏伟感,却总是比较注重题材细节问题上的巧思妙构,精妙绝伦地呈现出了画面人物的崇高和伟大!再如作品《心怀天下人》(1978年),创作于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逝世两年之后。作品选取了一代伟人周恩来在考察劳动人民的饮食生活中的这一感人细节作为切入点,真切表达了身为总理心系人民、时刻关心人民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人生境界!再举作品《涛声》为例,秦征先生展现出了其高度的概括能力,笔触简约粗放,这与作品的主题更是极相吻合,色彩处理也是恰到好处!这件作品宛如一首慷慨激昂而又悲愤激烈的豪放诗篇,依我的眼光来看,这又何尝不是秦征先生的一曲激越的生命交响曲!透过画面它所传递出来的感人的情感力量,足以涤荡且震撼人的灵魂啊!  显而易见的是,在秦征先生的身上,拥有着“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理想信念和艺术精神,而这种理想信念和艺术精神,足以使他创作出突显时代风貌的具有宏大叙事情节的皇皇巨制,但与此同时,在其内心,则深深蕴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的另一种诗人情怀。    

          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时间或许会改变他思考和观察事物的方式,感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艺术风格同样亦会通过自身适应、表达新的时代精神而改变。以“八五美术新潮”为标志的现代美术运动,为中国艺术家们提供了这种变化的最大可能性,这也使得像秦征先生这样已经卓有成就的成熟艺术家们面临着新的挑战,与他有着相同艺术经历和学术背景的同时代艺术家中相当一部分,似乎是顺理成章地举起了“新古典主义”的旌旗,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苏联学院派很方便地转换为法国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的精细画风,而成为新时期中国油画艺术的正统主流。这,原本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秦征先生很显然并没有走向这条发展路径。虽然以他长期以来所积淀起的深厚的学院派艺术底蕴,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选择这条所谓的“捷径”,但他似乎并不想再去满足社会对于精湛逼真的绘画技巧的视觉期许,也不想去迎合人们对于乡土风情的猎奇心理,而是毅然决然地从学院派的壁垒中突围出来,创新思变,从精神指向上朝写意性、抒情性和中国传统审美意象靠拢,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绘画艺术语言和风格。秦征先生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气和胆量。我想,这在他们那一代老艺术家群体中着实是不多见的!    

          认真品读秦征先生的作品就会发现,多少年来,他一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勇气,改变着自己观察事物的习惯定势,努力适应并掌握现代绘画的思维方式,让自己始终处于一种鲜活的、充满动感的创作状态之中。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山杏花》、《古榕战道》、《古老的民居》、《渔阳村景》、《横山道上》以及九十年代的《冰上白洋淀》、《夕照赋》、《暮秋之野》、《梦境》等一大批作品,色彩强烈、笔触粗犷、造型概括,与他先前的作品绘画风格明显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在这些作品中,画面的语意不再是单向度从某个主题中滋生、引发出来,而是从画面自足的色彩和图式结构等因素中自然地生发开来,从而使画面显现得更加纯粹和洗练。作品的笔触尽管格外地疏放凝重,构图亦明显地简约提炼,却依然蕴涵并体现着艺术家本身见微知著的细腻情感,作品尽管仍然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但已隐约可见表现主义的艺术倾向,秦征先生的作品画面构图的简约和物象造型的概括是很令人叹服的,究其实质,这应是他对中国传统绘画写意性的追求。所谓“笔简意足”,重在表现对象的气质神态和表达自身情感的体验,秦征先生确已达到了高妙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强烈的写意意识,色彩追求淡雅清逸几乎达到了极致,秦征先生所营造出来的宁静、恬淡的意境,且带有一股淡淡的忧伤,恰如一首首感人至深的抒情短诗,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探寻秦征先生数十年来不断图变的艺术创新之路,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有一条清晰而又明朗的发展轨迹,这就是统领他艺术风格的诗性绘画语言的建构。秦征先生的油画艺术创作已经越发延展成为他抒发胸臆、铺陈和拓展想象力的情感过程,他在画面中所营构的和谐的色彩以及委婉的笔触,已不仅仅是外部世界中的和谐和委婉,而是其精神和灵魂层面上的心象的直呈和表达。秦征先生的艺术作品传递出了幽雅、恬淡、沉静、隽永的生命节律,即如一首首意蕴深远的抒情诗,又仿若空中回旋于耳畔的歌声,缠绵于画面的物象之中,弥久不散。这是秦征先生运用独特的色彩关系以及空间结构所营建的诗的语言,从中幻化出独具魅彩的诗性意蕴,达到了极富诗情雅意的审美意境。秦征先生对于油画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以及完美表达,使得其作品已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形式美”,他通过对外在形象的不断提炼和纯化,摆脱了视觉习惯定势而反观内心,倾听灵魂的声音,在更加纯粹的艺术形式中,获得自我情感体验的真实性,正如康定斯基所反复强调的“内在的音响”。诚然,这种充实的“内在的音响”所透出的具有强烈穿透力的诗意和抒情,构成了秦征先生油画艺术的基调,由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他的艺术图式虽然不断发生着变化,但这种总的艺术基调却始终如一,不仅没有变化而且越发地得以彰显。    

          夜深人静之时,捧读着秦征先生的画册,我的心情是久久不能平静的,特别是当目光再次凝视他的那幅作品《家》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在流泪,甚而在滴血!秦征先生此生虽遭遇命运的不公,然而苍天有眼,秦征先生把艺术的触角深深地植入中华大地,他笔下所表现的世间万物,何曾不是他的精神寄托而已啊!他从中国的现实主义油画本义出发,不断进行着具有创新意义的绘画语言形式的探求,更是不断探求在这种语言形式背后所隐匿的情感方式乃至生命状态。  

          八十六年前,秦征先生从华北平原的小村庄走出,昂首阔步地踏上了抗战救国这条崎岖不平的艺术征途。漫漫征途中,秦征先生虽历经风雨沧桑而痴心不改,用手中的画笔,饱含深情地努力践行着“艺为人民”的文艺宗旨。秦征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批油画精英,同是又是新中国美术事业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以一颗赤诚的拳拳之心投身于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他的艺术是在枪林弹雨中产生并历经革命烈火和蹉跎岁月洗礼后依然巍然耸立的精神丰碑,他的人生更犹如烛照东方的智慧永久闪耀在其奔流不息的生命长河中!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秦征先生成为将西方油画艺术转变为中华民族油画艺术的代表性艺术家,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秦征先生的笔墨丹青垂范着千秋艺史,而其风骨则已然熔铸成永生不灭的画魂矗立并长存于浩然天地之间!  

          秦征先生的生命与他的艺术永在,与日月同辉!

          值此秦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特著此文,以示深切缅怀、纪念。

          (本文作者为著名文化学者、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陈少梅艺术研究会会长)      


          《山杏花》  1981年  秦征作品

          《涛声》  1986年  秦征作品

          《梦境》  1995年  秦征作品

          《日月同辉》  1989年  秦征作品

          《雪鹰》  1986年  秦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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