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85岁高龄的著名版画家徐匡先生携他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的130余件经典之作，于10月28日至11月7日“走进”中国美术馆，让公众在感受美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位杰出画家艺术人生的风骨与精彩——因此，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为展览题名“闪光的刻痕”。
在吴为山看来，徐匡的“刻痕之光”，发自其艺术人生，源自生活与时代——作为“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之一，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协主办的“闪光的刻痕——徐匡绘画作品展”，分“从《待渡》出发：光影的灵动”“探寻《大江之源》：生活的诗意”“开拓《新路》：形式语言的强化”“《天地吉祥》：刀笔刻绘的原版独创”4个篇章，系统梳理以《主人》《奶奶》《天地吉祥》等重要作品为代表的徐匡艺术之路。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记录了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徐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
刀刀入痕
20世纪50年代末，徐匡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来到“天府之国”四川。这一时期，李少言、牛文、李焕民等一大批版画家聚集在此进行版画创作。年轻的徐匡很快融入这个创作团体，从此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版画创作。他不仅向版画前辈虚心求教，还孜孜不倦地汲取优秀的文化传统，坚持不懈探索个人版画艺术的新风貌。
当时只有21岁的徐匡，以《待渡》拉开了自己的木刻人生——一如著名版画家李焕民曾评价的，“《待渡》构图很美，在波光粼粼的渡口，四位青年建设者静静等待出发，其中一位男青年意气风发遥望远方，表现出那个激情年代，青年人献身祖国的豪情。”这件作品展现了徐匡对版画艺术的敏锐直觉，无论是黑白灰的应用还是画面结构的布局，都显示了徐匡杰出的版画驾驭能力，特别是作品中对刀法的组织，概括而生动。
1963年的版画《乡村小学》更是徐匡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作品中，他将老师隐藏于教室内，反而着力刻画教室之外的环境——阳光下的白墙、斗笠、锄头、花草、木窗……“充分体现乡村小学的教育内容和生活方式，美丽的画面很自然地把读者带进一个真实、简朴、亲切而又陌生的世界”，李焕民曾这样说。这一时期，徐匡在人民火热的生活中发现了理想美、劳动美、创造美，以刀笔记录着日新月异的山河巨变，创作了大批情真意切、撼人心魄的版画力作。徐匡总能从直观的细微之处回应时代巨变的宏伟深意，激情与张力、生活与形式，在缕缕刻痕中闪耀着蓬勃的朝气，以刀刻木，刀刀入神，形象生动、语言朴素、情感真挚。
熠熠闪光
《序曲》《归》《八月》《背柴的彝族青年》《太阳和月亮》《微风》《牧羊女》《花裙》……20世纪80年代以后，徐匡创作了不少强调线形语言的版画，这些作品在刀法上并不突出刻痕味道，而是追摹画稿的笔触运动感，从而进行物象表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笔触感被加强，绘画的点、线、面形式被强化，但刀味并未从画面消失，只是在形式感上，它们从属于笔触的运动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另辟蹊径，在木板上进行刀笔结合的创作实践探索。他将版画的固有语言通过刀法刻痕转换在木刻原版之上，使两种不同的视觉语系相互碰撞交融，为平面性绘画引入空间维度，使作品产生了纯厚、朴野、自然、率性的审美特征。”吴为山说。
在谈及2004年创作的版画《奶奶》时，徐匡曾言，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构思：在跑马场上有祖孙二人在后头看赛马，小孩子戴的帽子完全是现代风格的，而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奶奶头发都灰白了，还拿着个破草帽——
“我当时的创作思想是明确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所有事业，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构筑的”。在吴为山看来，新世纪以来，徐匡更将黑白灰的调子关系作为版画语言的主体，不再拘泥于形象本身，而是自如地用灰调语言进行版画造型，使具有光感的黑白木刻语言成为个人独特的绘画风格。对木刻版画原版的发掘意味着徐匡超越版画的努力——他不再为自己贴上版画家的标签，而是试图使自己的艺术超越媒介限制，为观者带来不同寻常的审美感受。
徐匡的坚守、勤奋、严谨与追求，为其艺术创作提供了探索多维表达的可能，也让版画艺术的审美形式和创作思路焕然一新。他“独版”版画的新形式展现了“刻”的全过程，亲切可感的刀痕，以与观者零距离的视觉感受呈现了作者微妙的创作心理，也将版画的平面性造型结构完整展现，传递了木板的物质性存在，使版画回归其物质本性，从艺术本体角度呈现了版画家从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形式的过程。
这些充满“物质本性”“亲切可感”的刀痕，在徐匡的艺术之路上熠熠闪光——吴为山认为，徐匡先生立足于时代变化，以艺术刀笔行走在广袤深厚的中华大地上，以一刀刀刻痕，抒写了生命、艺术的篇章。“人们说我艺术常青，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就是要关注生活。”徐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