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我学中国画，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又好像如昨天一般。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我生于江苏浏河，其地在东海之隅，向来多得天地清淑之气。明清以来，出了不少画家，我祖父湘舟先生曾画山水、花卉，富收藏，父亲厚庵先生擅画梅花，我幼年时印象很深。九岁我入家塾，塾师童颂虞先生，多才多艺，会哼昆曲，吹箫笛，弄盆景，擅画，尤擅兰竹。我八岁丧母，所以老师讲到诗经《陟岵》时，我特别感伤，童先生也很难过，所以为我改名为“屺瞻”（我原名增鈞）。
我受塾师影响，自习作画，先用描红本勾写兰竹，后来渐渐临摹家中所藏山水等作品，到17岁时，我考入邮传部上海实业学校（即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校监唐文治先生是我的表叔。我当时住校在徐家汇，课余仍学画不倦。唐文治是有名望的学者，见此再三告诉我：“作字作画，点画皆须着力，切忌浮滑”，这句话真是金玉良言，我一生躬行，获益匪浅。我20岁在家乡结婚，父亲要我经营吴淞酱园，但我学画之兴趣与日俱增。那年秋，我与堂兄朱增宗一同去杭州游灵隐，观钱塘江，是我平生第一次远游。我常去上海，寻师访友，看到有一家专卖精美西洋画片的“伊文思”洋书店，我买了不少回去临摹。1912年冬，我看到刘海粟、乌始光在乍浦路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广告，立即报名入学。学校初创，一应甚简陋，同学数人，多为自学，用木炭画，以毛笔蘸木炭粉临摹照片，后又学铅笔的静物写生。几个月后，我就受聘任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教师，教擦笔画。当时我中画西画兼学，有时晨起练书法，临魏碑及米南宫（米芾）行书，又作铅笔素描，授课之余，与王济远同去郊外作风景写生，或画油画，夜晚则画中国画兰竹之类。1917年我26岁，因汪亚尘的催促，我瞒着家中只身赴日本，入东京川端美术学校学习，导师为名画家藤岛武二，学素描等。我在东京博物馆等处看到了西方的一些油画名作，特别是当时后期印象派如梵高、塞尚的作品，终身不能忘怀。但几个月后，家中急告我继母病重，不得已匆匆回国，其时我患肺病，在家疗养，我的一幅风景油画参加了颜文樑发起的首届苏州美术画赛会，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画展。
我自幼喜爱梅花，在浏河老家有一处园池，后来我辟为梅花草堂，植梅数百株，纷然可喜。我建有两个画室，一画油画，一画中国画。1929年我38岁时，曾有中国画《墨荷》《寒林》以及油画《春寒》《劳苦》《静物》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是我因忙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等处教西画，却终未有机会去见近在咫尺的画坛大师吴昌硕先生。但我的梅花草堂，却先后有许多友人、名画家来访。我曾遍求“梅花草堂图”，齐白石、黄宾虹、王一亭、汪亚尘、吴湖帆、钱瘦铁、贺天健、姜丹书、潘天寿等均欣然有作。我与齐白石的交往也始于1929年，即年我在全国美展上见到一幅山水，题为“白石”所作，觉有大家之风，但不识“白石”为何人？适于秋日晤老友徐悲鸿，又见有白石为他所刻名印，尤为敬服。悲鸿见我激赏，愿出面代求。我怕由悲鸿出面，齐白石不收画润，于是从上海荣宝斋按润例求刻，从此与齐白石神交20年。我请白石老人刻印，渐渐积有60方，我自名斋曰“六十白石印轩”，并号为“六十白石印富翁”。齐白石又欣然为我制印，称我“知己有恩”，引我为“白石第五知己”。但直到1946年，齐白石来上海开画展，我才得与他见面。其时他在寓处作画，不见人，逢我去，则例外。我看他画紫藤，颇受启发。齐白石告诉我“画贵独立”，此语对我影响极大。过去唐文治教我“画须有力”，齐白石又教我“画贵独立”，我一直铭记在心。白石老人为我所刻印中也有许多画理，如“存我”“开生面”“不耐入微”“形似是末节”“恬淡自适”“心游大荒”“兴之所至”等等，都是我们两心相通、互为共勉之语。
我最早是学中国画，后来接受西画影响，又赴日本学习，回国后长期又教习西画，但我一直未脱离中国画。我一直用两个画室，努力想将中西绘画结合起来。我以为油画是欧洲的东西，人家传统深厚，我们不一定赶上，要有自己的东西。我虽然画过不少油画风景、静物和写生，开过展览，出过画集，但旧作都毁于战乱，至今留下的油画极少。我作画用笔仍是中法，中法西用，兴味盎然。我的兴趣，还是在中国画。我喜欢梵高的野趣、塞尚的厚重，这些都融进我的中国画中。另外西画的色彩强烈、丰富、有个性，我也试图用于中国画。有一时期，我还曾试用过丙烯颜色，都是想在中国画里增添新的色彩。我在20世纪40年代就渐渐转到以中国画为主，当时作有《梅竹图卷》《六十白石印轩图卷》等，奠定了我后来中国画的基本格调。
在中国画创作中，我注重临摹名作和对景写生。古人中我喜欢石涛、青藤
（徐渭），还有八大山人（朱耷）、沈石田（沈周）等。我最喜欢石涛的写生，直接到大自然中“搜尽奇峰打草稿”，我也喜欢青藤的野，有天趣、随意。我曾临过王孟端的《墨竹卷》、文徵明的《兰竹卷》等，有时借来归期甚急，就连夜临写。同时还有仿倪云林、李流芳、王孟端等人的山水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更注重写生，60多岁还两次登上黄山，有一次遇到山洪暴发，非常危险。以天地为师，才能领略到险峰、险境、险情。后又与钱瘦铁同游三峡川陕，到西安诸名胜写生。参加上海中国画院后，组织写生活动更多，去井冈山，去江西景德镇，去江南各地，但“文革”中有几年不能画画，后来我仍在家独自研究。1973至1975年间，我集中临摹了历代名画约50余幅，均为唐宋元明清的山水大家如杨昇、范宽、董源、巨然、郭熙、许道宁、王蒙、黄公望、沈石田、董其昌、石涛等的名作。我根据《故宫周刊》临，许多幅均为六尺以上，这样足以用笔养气，为我以后的舒展放笔打下基础。我临画注重意临，如临杨昇的没骨山水，有许多意想不到之处，不自觉更胜于自觉。我临画所感，是觉得有助于后来，也束缚着后来，因此自我为戒。注意到这一点，才可以避免束缚，所以我从85岁后全力投入中国画创作，心里很快活。
我作画自己感到胆子还小，但画画是很快活的事，我喜欢“瞎遢遢”，乐趣无穷。我到90岁还是喜欢看博物馆，借鉴名画，如我看到吴昌硕的一幅墨荷，即用笔一挥，荷叶像个大轮胎，回来我也画水墨，每天清晨都画。我也喜欢读书，但画中我自己很少题诗，我喜欢宋人杨万里的诗，还有辛弃疾的诗词，一般我题杨万里的诗，觉其平淡有趣味，题几句，很适合我的心情。我喜欢画大写意山水、花卉、蔬果，偶尔也画人物如钟馗、寿星等，觉得“好白相”，画着玩。我喜欢画大幅、长卷，很能畅神抒情，我也喜爱儿童画，觉得他们胆子大，天真稚气，用墨用色乱涂，充满自然天趣，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中国画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我90岁后还常去北京、香港、新加坡等地开画展。1983年，我92岁去美国旧金山，为参加旧金山国际机场的揭幕式，我画了大幅《葡萄图》。回国后我还飞往云南昆明等地，登西山写生，又去成都，游峨嵋，下三峡，登黄鹤楼，一路写生作画。95岁，我在上海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两地开画展，到1990年我又在上海美术馆开了百岁画展，作品都是95岁后的新作，后来又去香港举办画展，我的精神非常愉快，越到老年画得越开心。
回想起来我与中国画真是翰墨缘深、百年好合。画到现在真是越来越不敢画，画不好。长期以来，我总以独、力、简三字自求。时代在变，画也要不断改革，努力跟着时代变。我总觉得现在新的建筑、大楼，变化真大，完全改变了中国旧式建筑的结构样式，有了新的光影和空间效果，因此画面也应有强烈的墨彩对比效果，才能在新的光影环境中站得住。我想风格要浑厚一点，色调要强烈一点，笔意要拙朴一点，努力朝前发展。我过去曾说想画到100岁，画还要变一下，现在不知不觉已过了100岁，我真不知怎样画，还想再努力争取到105岁再开画展，全部用百岁后的新作，真是人有老境，而艺无止境，我还要努力。
（丁羲元根据朱屺瞻先生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