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寿(1823—1886)是早期“海上画派”的重要人物，曾与改琦(1773—1828)、张熊(1803—1886)、任熊(1823—1857)、蒲作英(1832—1911)、杨伯润(1837—1911)、王秋言、任薰(1835-1893)、吴滔(1840—1895)、任伯年(1840—1896)、吴昌硕(1844—1927)、吴石仙(1845—1916)、吴毂祥(1848—1903)、吴友如、任预(1853—1901)等先后在上海主持“飞丹阁书画会”，是“海上画派”的奠基人之一。胡公寿书画皆精，绘画以山水见长，《苕溪春泛图》可称得上是其山水画风格的代表作。该画作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时年作者52岁。作者在画上题识曰：“《吴都赋》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唯苕溪为然。宋白石道人亦屡称苕霅风景之美，故苏长公诗有‘吾从山水窟中来，当爱兹山春不足’之句，爰写《苕溪春泛图》以博鉴家一笑，时同治甲戌冬至后一日，华亭胡公寿记”，钤朱文长方印“公寿”。该画和同时期大多数山水画一样，从元明诸家中吸取养分，其构图很有倪云林的影子，其意境则古意与造化相融合，具有一种清新而旷远的气息。在同时代“海派”画家中，这种风格样式极为常见，反映出一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图7)
图7、清·胡公寿《苕溪春泛图》，纸本设色，148.5x40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李文田(1834-1895)是晚清时期有名的学者兼书法家，在元史及碑帖研究方面，尤有很深的造诣。他首次对《兰亭序》的真伪提出质疑，在书法理论史上贡献甚巨。他的书法以行书、楷书和隶书为主，从魏碑中来，并参以己意，形成自己的特点。其《楷书八言联》虽非其典型书风的代表，但可看出其熔铸魏碑书风于笔下的痕迹。其书文曰：“玉水方流璇源圆折，乔松晚翠猗兰春芳。海珊尊长教，仲若李文田”。结体严谨有余而张力不足，似有一种应景书法之倾向。(图8)
图8、清·李文田《楷书八言联》，纸本，168x34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陈务滋是晚清时代在仕途与画名方面均未有突出影响的书画小名家。他曾为广东佛岗司岳，同时兼擅书画。绘画方面以山水见长，偶亦善竹石、花卉;书法方面则楷书，篆、隶、铁笔皆擅。其代表作《海山仙馆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兼具文献与艺术价值，是研究晚清时期潘仕成海山仙馆的重要绘本，正是因为此画，使其在浩如烟海的书画名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松林静处图》是其另一件较为少见的山水画作品，其题识曰：“高人结隐傍烟霞，林壑幽深路径斜。诗思不禁风日好，松云湿透野藤花。敬□仁兄尝索拙画，凡八阅月，未欲报。今雨窗偶成此帧靖政第恶劣之笔，□□为鉴家所赏也，陈务滋识”，钤两印，漫漶不可辨。此图为典型的南派山水风格，看得出来，作者于王蒙、黄公望等浸淫尤深，皴法多用披麻皴，构图慎密，气象森严。作者对古人的笔墨了然于心，所以一出笔，即具古意。很显然，这种临古、仿古的画风消减了画家个性的展露，但据此可看出晚清以来在山水画方面陈陈相因、与古为徒的时代风尚。此画风与前述之韩荣光山水画风均有神似之处。(图9)
图9、清·陈务滋《松林静处图》，绢本设色，98x43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符翕(1840—1902)虽然是湖南清泉(今衡南)人，但因长期在福建长乐、广东阳山等地为官，所以与广东潮汕、广府地区书画界交往甚多，与潮州名士郑心经、杨国菘(1859—1919)、饶勋(1868—1937)、王延康、王春澥等均有往还，与广府地区之居廉(1828—1904)、陈璞(1820--1887)、潘飞声(1858-1934)、杨永衍(1818—1903)等书画名流也均保持着良好的社交关系，以至于不少文献都将其当作广东书画家看待。他在从政之暇，兼擅精金石鉴赏，并工诗书画印，在广东、上海艺坛影响较大。其《香远清虚图》乃其花卉画小品之属，以写意之笔写折枝荷花，淡墨晕染，简洁之笔写花瓶，并配之以茶壶、小杯、花盆、小桌，以彰显其案头清供之意。作者自题“香远清虚”，实乃表达出一种清新脱俗之意境。正是这种逸笔草草的文人情调，反映出具有深厚艺术涵养的符翕的笔情墨趣。(图10)
图10、清·符翕《香远清虚图》，纸本设色，177x47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邓承修(1841—1892)是广东惠阳人，曾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举人，历官刑部郎中、四川司郎中、浙江道御史、云南道御史、给事中、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辞官归养，主讲丰湖书院，在《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均有传。邓承修以书法见长，近人张学华(1863—1951)称其“书法由北碑入，参以篆隶，瘦硬自成一家，晚年家居时以鬻字取给”;麦华三(1907—1986)则称其“书法瘦硬，独标一格。论者谓其集南北碑于一炉溶治，吾细心玩味,觉其得力处，仍在平原”，并谓“书贵瘦硬方通神一语，纵观近代书家，惟铁香与墨卿，最得神解”，将邓承修与清代的另一书法家伊秉绶(墨卿，1754—1815)相提并论，可见其在书法上的造诣，是得到业内人士肯定的。《行书七言联》的书风与其一贯的瘦硬之风相吻合的，可以说是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笔者寓目的邓承修传世书迹大致有30件，无论是行书、楷书还是隶书、篆书，其书风格变化不大，大多较为瘦劲，受伊秉绶影响较深。笔者在一篇评论邓承修的文章中谈到邓承修书风与伊秉绶相比时认为：“邓书细劲之外，参以隶意，较为秀气，力度略显不足;伊书瘦劲之余，则多飘逸萧散之韵，他人难以企及”，从这件邓承修的对联中，亦可看出其这种特色。(图11)
图11、清·邓承修《行书七言联》，纸本，140x33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邓承修家学渊源，其子孙也均擅书法。其女邓梦湘(1866—1930)，专攻瘦金体，为广东书坛之女杰，在广东省博物馆和香港艺术馆均藏有其书迹;其子邓仲果，长期居于香港，书法不多见，香港翰墨轩藏其书法多件。惠阳档案馆所藏之《行书七言联》可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书风。该联书文曰：“柯如青铜根如石，花鸟四壁船为家，宪玉尊兄法正，邓仲果”。其书风与邓承修极为接近，足见其家学影响之深;其孙女邓梅孙也善书，广东佛山博物馆和香港翰墨轩均藏有其书法，但受邓承修影响的痕迹已经不太明显。(图12)
图12、清·李丹麟《白鹤荷花图》，纸本墨笔，35x123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李丹麟(1846—1916)是近代以来享誉海内外的惠阳籍画家，山水、人物、花鸟兼擅，尤其以花鸟画最为擅长。他曾先后到欧洲、安南、暹罗、南洋群岛、日本及南美洲一带游历，并参加比利时国际画展，获双龙拱珠金质奖牌一个。所以，其画在海外受影响的程度，要远比其在国内的影响要大，《博罗县志》曾记载说：“美洲人以千金购其画鹰”，说明其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史实。他的画作在惠阳当地流传较多，惠阳档案馆所藏作品中，均为花鸟画，分别为《八哥菊花图》、《白鹤荷花图》、《小雀松树图》、《鱼鹦荷花图》、《案头清供图》和《梅花绶带图》等。这些花鸟画均为泼墨大写意，构图简洁，造型生动。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显示其曾师承哪家哪法，但从这些作品所呈现的画风看，其画从徐渭、八大山人直到李方膺、李鱓等扬州画派诸家，均有借鉴，是对传统写意花鸟画的一脉相承。其侄子李长天(1878—l973)亦擅画，曾任美术教员，抗战期间以替人画像为生。也是和李丹麟一样，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尤其擅画芦雁、鹌鹑、雄鹰等，在惠阳当地影响较大。其画法主要师承李丹麟，正如李长天自己在画中题跋所说：“趋步竹林，亲承指授”，因而在其花鸟画《早报岭南第一春图》和《一叶蝉鸣图》中，完全可看出其与李丹麟如出一辙。但在其山水画《百荀图》和《锦潇湖山图》中，则完全可看出其自己的笔意。两幅山水画都是在新的政治语境下的产物，因此，虽然笔墨技巧是传统的，但展露出的意境和语言都是新形势下的大好河山，是特殊历史环境下、具有浓郁政治符号的主题绘画创作。(图13)
图13、民国·李长天《百荀图》，纸本设色，136x69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康有为(1858-1927)、邓尔疋(1883—1954)和简经纶(1888—1950)都是近代广东籍的有名学者、书法家。康有为以纵横捭阖的行楷书见称，《行书七言诗》作于1924年，运笔老辣，是其晚年之作;邓尔疋长于书画篆刻，尤以篆书见长，《篆书七言联》丰润劲健，是其代表作;简经纶以篆书和金文著称，《金文轴》书于1919年，草草篆之笔写金文，挥洒自如，无拘无束，完全没有金文常见的拘谨或刻板之态，显示一种天马行空、游刃有余的状态，这在近代的金文书写者中，是较为少见的。(图14)
图14、清·康有为《行书轴》，纸本，148x77厘米，惠阳档案馆藏
从以上惠阳档案馆所藏这批书画中，不难看出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如文中所言及的，很多作品，作者来自于惠州本土，他们有的出生于惠州，并扎根惠州;有的出生于外地，寓居惠州;有的出生于惠州，但活跃于外地。无论哪种情况，都与惠州的历史、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透过这些艺术作品，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惠州档案馆在典藏传统档案之外的收藏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惠州地区甚至整个岭南地区从明清以来书画发展的一个侧影。虽然这些作品尚不足以构成一部完成的区域美术史，但据此可看出在一个完全被美术史所边缘化的区域，曾经所历经的美术辉煌。在重视传统文化挖掘，大力推行文化建设的当下，这些美术作品无疑可以作为一种参照标杆，激励本土文化的弘扬与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