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胡适的墨迹，近年已寸楮可宝，我也陆续遇到过一些，有一部“听月楼藏版”的《玉荷隐语》(四册)胡适签名本我极喜爱，扉页有胡适墨笔数行：
己巳元旦，送给叔永、莎菲，祝他们新年快乐，并纪念我们当年做谜猜谜的乐事。适之十八、二、十
叔永、莎菲，即任鸿隽、陈衡哲夫妇。查《胡适日记》是年2月25日记云：
我一月十九日到北京，今日出京，在京住了三十六天，在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二星期，天天受许多朋友的优待，吃了一百几十顿酒饭，见了无数熟人。也认得了几个新朋友，如合肥阚铎先生，如白崇禧先生。
此行有许多可以纪念的事，可惜太忙，日记不能继续，这两个月的日记遂成最残缺的日记。
己巳元旦即一九二九的春节，正是胡适住在叔永家的日子。此书亦正是这期间难得的“史料”，更是他们之间友谊的有意义的写照。
任鸿隽(1886—1961)原籍浙江归安，出生于四川垫江。《科学》月刊发起人，也是最早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著有《科学概论》等。1916年，任鸿隽在美国求学，参与胡适倡起的“白话文运动”，因主编《留美学生季报》结识陈衡哲(1890—1976)，衡哲原名燕，字乙。江苏武进人。据说陈衡哲本来是个“独身主义者”。胡适说，她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动，结成连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他曾对妻子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同前)可谓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适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在南京
他们夫妇与胡适的友谊，一时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佳话。任鸿隽曾对赵元任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一指胡适，见《杂记赵家》)。
陈衡哲是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之一，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这样的一位努力追求妇女解放自由的女性，自然是不同凡常的。据说，在家里，她也是女权主义的维护者，任鸿隽因此有怕老婆的“美名”(见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这倒与胡适的“惧内”遥相呼应，堪有一拼。
1932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陈夫妇也极力参与支持，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回头再说胡适的赠书，这是一部清代乾隆年间的谜语(隐语)专著，胡适以此相赠叔永、莎菲夫妇，为的是纪念那段日子里他们一起“做谜猜谜的乐事”，可见胡适是一位极有心的人。
1931年，“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五次常委会事，今天(1月5日)南下，料理行装，下午四点动身”往上海，同行的有“莎菲、洪芬、张纳川、王启常及元任”。这天的日记中，有一段极有趣的“谈话”，胡适与莎菲在火车上讨论各自对“爱” 的不同观点：
与莎菲谈，她说Love(爱)是人生惟(唯)一的事情;我说Love(爱)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其实今日许多年轻人都误会在轻信Love(爱)是人生惟(唯)一的事。
(《胡适全集》日记 卷三)
胡先生俨然以一代导师口吻与年轻人谆谆教诲且不无叹息之意。我则在意，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学兴趣很大，对西方政治民主科学主义之向往，已远远超过对传统国学、礼教，而对西方关于信仰和生命的关系却视之不见。究其根源，可能正是知识分子骄傲的体现，这种骄傲亦体现在他们对社会的强烈之担当。胡导师与莎菲女士不同，恰恰是这种担当和骄傲之使然，对“爱就是生命”的真切意义是无法蜕脱于这层厚厚的骄傲之壳。
溪上庄胡适故居 昉溪摄
唐德刚说：“胡适之是个背负着一个孔孟人本主义大包袱的、天生的、入世的实验主义者。他对这个现实世界感觉美好而乐观。”(《胡适杂忆》)他排斥宗教，反佛非耶，据说他“留学时代一度要皈依基督，中年以后他就反基督教了”，其原因是“他对教堂里高冠厚履的大主教们看得很不顺眼”(同前)。这或许正是中国旧式文人最个人及世俗的“人情味”的执着吧!这种因对世俗个体的认知而排斥宗教信仰直到今天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再看胡适的书法，典型“北大模样”。新旧文化交替之时， 这一代学人身上所折射的是对新学(西学)的积极追求，同时旧学的影子依然挥之不去。像蔡元培、周知堂、刘半农、徐志摩， 等等。
他们虽然还常拿起毛笔，但“书法”对于他们来说，纯任性情，和用“自来水笔”写字一样。若以传统审美规范来论， 书法至此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了，遗憾的是就连这样的传统如今在北大也无复可见了。
胡适自然算新派人物，新旧交替之际，知识分子难免有失落与困惑的尴尬，胡适不至于有王国维那样的迷失怅惘，他的信念是“前瞻”的。
胡适 题辞
1922年胡适得了肾炎，西医无策，于是请来中医名手陆仲安，以黄芪、党参为主药治好了胡适的病。陆也因治好胡的肾病而在上海名声大振。于此，胡适在与友人信中却矢口否认：
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颇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我的朋友中有人患过，或用西法，或用中法，均得治愈。
慢性肾脏炎，友人中患者，如牛惠生，如俞凤宾，皆是有名的西医，皆无法治疗，虽有人传说中医有方治此病，又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医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炎至今似未有特效药。
(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查阅《胡适日记》，1930年9月12日：“昨日发热…… 自次日起，在床上躺了九天。朱仰高先生先来验血，说白血轮减少一半，似是伤寒。十七日起，遍身发红疹子。五六日之后，另请陆仲安医生来诊看，他说是秋瘟，用凉药，颇有功效。”又1934年3月20日，记：“冬秀说起陆仲安有一个治湿痒的方子，屡试甚灵，怕他失去，故要我记在此地……”现在这些“日记”已经出版，事情也真相大白。
这让我想起前些时同“我的朋友”余杰谈及中医之景况——事因网上有人建议废除中医。这位北大的学子竟如老校长胡适之一样，坚定地以为中医不科学，不可信，我还思忖何时将胡适所记药方抄给他，因其曾告诉我大学军训时小腿部染上湿疹，经常复发，甚是烦恼。余杰治学之理念是颇与胡适自由独立之思想相契的，他们对旧文化的“憎恶”同样也是一致的。新文化运动的“偏执”之风流传有序，科学主义的偏颇同样陷入非科学的教条之中。蒋廷黻的《我看胡适之先生》中有一段话：
保守主义者忠于中国的过去，胡适则忠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他要求现代和后来的中国人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他希望中国人达到新的崇高成就，而不是自满古人已经做过的事。因此，胡适的思想是启示我们以新的更大的努力去发展一个比过去更辉煌的中国文化。
胡适的朝前看，或许正是胡适不可以不否定旧的缘故，显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