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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人翰墨——胡适(上)

        作者:许宏泉2015-01-27 08:46:48 来源:荣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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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胡適(1891—1962),原名洪骍,字適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留学美国,曾师从杜威,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先后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影响颇大。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独裁和文化专制。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其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上卷)等。近年出版《胡適全集》。

            宁鸣而死自由生

            一

            黄岳渐水间的徽州,历史上的文人名士不胜枚举。名人故居几乎散布于每个村落,而我几番重访的只有歙县潭渡的黄宾虹和绩溪上庄的胡適之。南黄北胡,一文一艺,是近代文化领域的奇观,恐怕亦是徽学的最后一振。

            最早去上庄,是1993年,同上海来的楚三兄。上庄在徽州算是一个大镇,小巷逶迤,左曲右绕,才找到胡家,可能过访者稀少,铁将军把着院门。向邻居打听,几番周折,终于找到看门的胡氏后人。当年的胡家算不上大户,典型的皖南民宅,因久失人气,显得有些破旧。

            正屋的门前挂着沙孟海写的牌子:“胡適故居”。堂前是胡適先生的造像,西装革履模样,纯用“院派新法”,画者闻是徽籍某地方画院院长。若用白描写真古法出之则别有一番气度,大概在他们眼里,胡先生就是一位新派的人物,古法太旧。其实画无新旧,全在格调。画旁是钱君匋的隶书对联:

            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

            钱也算是胡適那个时代的“遗民”,联语之评价也算得体。

            我忽然想起,这是胡適的老家,或许有胡大博士的手泽流传,便问守门的人。他说:“都捐了。还有一部手稿,在别人手里。”问他能否看见。他笑了笑,表情神秘。

            《玉荷隐语》胡適签名本扉页

            再访胡適故居,已是十几年后的深秋时节。与香洲兄自旌德往屯溪途中迂道上庄,故居已被修缮一新,门前也围起小院,垒起一座像样的门楼,砖雕的匾额上刻着“兰蕙书屋”。据说,胡適的父亲喜爱兰花。老屋也重新整修,粉墙黛瓦,矗立蓝天之下,过去门前杂乱的柴禾小屋已变成一排平房,院庭青砖花石铺地,墙脚黄花绽放,十分雅洁。屋里也陈列了许多胡氏的著作和生平介绍图片,已是像模像样的“名人故居”了。也开始卖门票,这样倒好,有了固定收入,守门人也好安心看护。

            皖南的秋季真是醉人,秋高气爽四字不足以表达置身此地的深切感受。水愈发清澈,树也益见苍翠,这些常青的松柏杂树间点缀着斑斓的红叶,红也是极其丰富的,橙红、淡红、朱砂红,淡到鹅黄,深到胭脂,在绿色间跳动、闪烁,阳光也格外的清朗透彻。

            村里人说,上庄的风水好,所以出了个胡適之。撇开迷信色彩,上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四围崇山峻岭,云蒸霞蔚,村口一弯清流,自山涧泻出,清冽如许;溪边,一行古树,硕大无比。徽州很多村口都会有这样的一排“风水树”,仿佛大户人家的照壁。只是上庄村口的这几株古树,粗壮虬老,临流欹立,异态勃郁,可谓阅尽人间沧桑。可惜树不能言,无法向我们叙述古镇的风雨历程。我想,当年的小胡適,饱读诗书,踌躇满志,顺溪边走出山村,回首这村头的老树,难免依依不舍,却又满怀着喜悦吧,而等待胡適的则是一番崭新的天地。将胡適称之“山乡的儿子”,是十分准确的。胡適自称“我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胡適喜爱杨万里的一首诗: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诗中的境界,可谓少年胡適内心的向往。走到村头,我又向做向导的守门人打探,有没有胡適的书信之类。他也是神秘兮兮,说:“现在恐怕很贵了,前不久还有一个北大的人来问。”我说:“得多贵?”他冷冷一笑:“起码五万吧!”我倒没觉得他大开狮口。事实上,胡適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确实是不可言喻的。

            胡適 行书五言诗

            二

            曾问张中行老人,二十世纪的文人谁的名气最大?张老说:“那自然是胡(適)。”这一代做学问的人,恐怕谁也比不过胡適的影响大。

            胡適的影响至今仍令一批有良知的青年学子们难忘。如果也有“胡適语录”一说,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以下两句: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適的思想除了大量文字通过平面媒体传播,他还非常重视演讲,他曾说:

            我在康奈尔时代,演讲的地区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演讲,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胡適的声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適的声音,正表达了那一时代的最果敢的人所未言的独立见解。我生也晚,没有机会聆听胡先生的精彩演讲。我出生的时候,胡先生已故去一年多。有幸的是,今天我们尚能听到一些胡先生演讲的录音,他那带着徽州乡音的国语,充满磁性,抑扬顿挫间似乎很有“煽动性”。也正因此,胡適自然也会遭到“围剿”。

            胡適印章

            面对异己的“围剿”,胡適激动之余还是能够微笑面对,尽管他有所谓“宁可失之忠厚”的立场,那实则只是一种原则的底线。胡先生最后一次演讲是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 的晚间酒会上,那次面对不同的意见者,他说:“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据胡颂平称:“先生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胡適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胡先生“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我们当然知道他确实生气,但仍委婉出之,含笑携手。后人若只看到那开头的生气,忘掉了临去的微笑,实在是看轻了胡適之。”(罗志田《尝试梦想的胡適其人》,见《万象》2006年5月号)。胡先生曾手书他的名言“宁鸣而死”,也算是死而不已了。

            胡適一贯以为“没有不在政治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所以他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尽管起初创办《新青年》时,他与陈独秀等声称不谈政治,但事实上,这种愿望很快被“书生意气”所销蚀,所以,这与当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口口声声要强调“不谈政治”的“为超脱”或“为隐士”心态是多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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