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地”到飞地 王华祥访谈录(1)

时间：2005年3月3日 下午2：35

采访人：韩伟华

地点：北京上苑画家村王华祥画室

韩：象我们这样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在学院求学的这一拨人对王先生作品最大的印象就是《将错就错》的发表，当时曹宝泉先生在为此书写前言的时候说到:”它的出版将是对我国素描研究与教学的一大贡献，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之后预言成为了现实，影响很多人.那个时期的很多精品在理论的梳理后,它更是一个艺术家在当时的氛围下站在主流的脉络上进行非主流的探索，对过去的素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直接就有艺评人提出了“王华祥现象”的用词来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你认为“它”成立吗？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促使你去画这批画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王：“它”的出现的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年轻人的共鸣，他们给我写信非常的激动，甚至觉得好像我是他们的一面旗帜一样，也有一些人把《将错就错》看成是美术界的崔健，很激动，这种思想反映年轻的艺术家，年轻的学生的那种心态。将错就错的产生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我经历过的那种学院的苏派模式，当时的契斯洽可夫体系我们感觉非常压抑，非常郁闷，这种压抑感觉让你只想反抗，至于说反抗的手段，反抗的方法都可以不计较，都可以不去想，反抗的有没有力量都不加考虑，当时的直觉就是一定要抗争。

韩：不计后果的。 一个文化转型上的过渡期。

王：一个非常迷盲的时期。所谓的对、正确、真理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好像一觉醒来发现它像个谎言，他们原来教给我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后来发现失效了，我们所面临的世界，这个生活不是学校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不是国家宣传的那些东西，那么在专业领域当中我们又看到有许多非苏派，非学院的这些表达方式，现代派的东西，西方当代的东西。感觉这些东西更加直接，更能传递我们的想法，就象崔健在当时很本能地接受摇滚乐一样，他发现古典音乐不能传达这些东西。实际上古典音乐是可以对应绘画中写实的东西，它与美术领域的学院派实际上是很对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跟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感觉有很大距离。另一条线索是，当时的新潮美术弄潮儿大家都是同龄人，很多当时的“明星”都是我的同学，但是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我是一个受过很扎实的学院教育的人，在进美院之前功夫就很“厉害”的。我虽然不满意苏派模式一统天下的状况，但我仍然觉得传统当中一些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当时我是不愿意简单地去做一种模仿，佛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讲大众是害怕自由的，人对自由是逃避的，因为你要自由的话你必须承受孤独，他认为有智慧的人，思想家，哲学家是孤独的人，他们迟早要选择这种命运，承受这种命运。人在运动中是最盲目的。我当时也非常清楚这个问题。

我从十几岁开始艺术创作82年我获得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那时候的作品是变形表现主义的风格，在我20岁的那个时候，新潮美术还没有呢。

韩：当时是“空白”。选择抽象表现的画风来从事创作的人也很少。

王： 实际上选择这条路，我知道是孤独的。国家信仰丧失以后，个人信仰没有建立起来，一直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直到今天可以说有一部分人开始有了信仰，比如说有的人开始注重文化，有的人开始相信精神的价值，但也还是相当多的人不相信的，那么我当时写这个《将错就错》其实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想要建立什么东西，我想只是告诉别人，没有什么是对的。我并没有要想建立什么，但是我预见到在这种对对的否定里面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希望，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希望，建立新秩序，艺术方法的，新艺术思想的，包括人生观和这种世界观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当时我觉得有点那种义无反顾的，所以我非常清楚这本书出来的反响，我的朋友曹宝泉他当时跟我一起毕业的，他是中国美院毕业的，他做编辑以后第一件事编了我这本书，他的预言实现了，当时这本书如果作为素描提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个主张，而且愿意去承担这样一个后果，我知道它的意义。

韩：那请解释一下《将错就错》在此的意义是什么？它是怎样的一个错？它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

王：定义两个方面文化原形错误，比如说古典写实，写实是艺术，古典的原则是艺术，浪漫主义的原则是艺术，有关的方法，有关一系列的造型方法，有关的相应的这种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在教育当中它的权威性，那么我认为这些东西相对于他们来说，我第一个反抗就是这个，要反抗你就是错，第二个是自然原形，我们脱离模仿，画得不像了，是非视觉表现的东西了，是非国家提倡的东西了，非学校知识的东西，非美术大展的评审标准的，那我们就是错，但是我觉得我只有脱离这些东西我才有希望，所以当时来说到底要建立起什么东西来，还没有时间，那时候也没有条件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性的东西，这是两个含义的错，第三个错是一种人生的，世界观的错，我们一直被灌输的世界观是非常浓厚的愚民色彩的。只有国家主义没有个人主义，今天谈这些话没有问题，中央领导也觉得就是这样。那时候可不是这样，所以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要跟小到跟我的习惯对抗，小到跟习惯对立，再大要跟我周围的同学对立，我同学有的人走向乡土，有的人走向新潮，各种各样的方向，很多人会去投奔批评家的批评，在那个时候已经迎合批评家，再往后迎合市场，我采取态度是迎合人心，我觉得我是发自内心的，我出来之后，好多人说炒作，没有炒作过，他们说经过媒体炒作我便如何如何。我要是路过哪个学校他们很紧张，怕我去讲座，抵制不让去，一直到我办学，不让他们熟悉的人到我这儿学习，想灭我还来不及呢！

韩：这完全是口碑，是艺术上的共识的东西。

王：我可能说出来了大家最想表达的东西。

韩：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路，它是这个时期所缺乏的，是当时人们所需要的。

王：所以就说我大到一个世界观，这种立场，有立场的人其实是不多的，有立场是要有勇气的，也是需要有自信的，才敢。

韩：这个词很容易被说出来，但是真正让你做就难了。在《将错就错》之后王先生又出创作一批以油画为主线的作品。在人们的记忆中，你的大学教育是版画专业，更以第七届全国美展的《贵州人》获得金奖而步入中国版画界的最高殿堂。那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事业达到巅峰时转舵跨入油画的创作领域？

王：首先我一直做素描，做版画，做油画都有一个一贯的精神的主导，就是我希望做每件事情的时候要做到事情的极致，要把它最大效率体现出来，比如说在做素描的时候，我希望在写实的时候，我把写实的极致找出来，究竟这种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的高度，西方写实绘画的高度在什么地方，在素描上面我对这样一个没有达到的目标，非常感兴趣，我觉得我的兴趣不在于仕途上的成功，而在于我能够获得一种高度。到做版画的时候，我有两批东西，一个是贵州人和近距离的系列，是要证明给其它专业人看，版画家有极强的造型能力，当时是这样的，不是谁都可以做版画的，当时为这个专业争气的味道。

韩：所以出现了无主版套色。

王：之前版画一直很难用上，尤其是比较深入的，深刻的素描，版画只能用速写，基本功不好的人选择版画。当时想法很纯朴，我究竟能够把一个木刻有限的颜色和套板能够真实到什么程度，我就是手工，不借助其他任何东西，用黑白分明的刀我能不能够做到很逼真，当时就是做这样一个探索，这个探索应该说到现在没有人超过它。

韩：这个版画获得了一个金奖，为什么王先生没有延续这条道路，这是最有可能快速成名的，成为美术史上不可动摇的人物，是什么使你最后放弃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