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澧专访——革命路上的艺术之旅

时间：2009年6月
地点：画家家中
记者：杨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参加过革命，那么第一次去革命根据地---延安是在什么时候？
杨澧：我老家是山西的，抗日战争时期，山西被日军所占领了，我就从老家出来，一路跑到了西安，那时我才刚满14岁。后来，我在西安上的初中、高中，算起来也是半个西北人了哈哈……
大概在47年，那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我一个同学的叔叔与当时的地下党有联系，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向组织上表示了我们参加革命的决心，48年地下党同意了我们去延安。在48年的元旦，我和我的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出发了。当时，在出发前组织上告诉我们如何和带我们的人接头，并且告诉我们在路途中绝对不能相互说话，只能靠眼神交流，他往那走，我们就跟着往那走，就这样，我们三个中学生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
记得，我们坐了一段火车后，就一路步行，跟着那个人，他上车，我们就上车，他下车，我们也跟着下车，一路上不敢说话，一直走，走到延安用了大概一周的时间。我们当时到达的第一站是马兰专区，在那里我们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当时，我们还经过了一段“真空地带”，算是比较危险的地段了，一边是国民党的哨兵，一边就是我们的解放区了，我们都是偷偷的爬过去的。陕西不是黄土高原嘛，有很多黄土沟，我们不能在山上走，就在那沟里走了整整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听见前面传来一声“现在安全了，我们已经到了解放区了”。
到了延安后，我们先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当时是江隆基同志想见见我们，和我们聊聊西安的情况……
记者：您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会想着去延安呢？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杨澧：当时，抗战八年，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动荡之中，到处是日本人，印象太深刻了，心里总是在想：“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走？什么时候我们中国才能够富强？”。
我从老家走到西安，那时，西安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国民党的经济呢也一直往下滑，通货膨胀他们的钱不值钱了，拿好几捆钱也不能买一口袋粮食，西安满大街到处是穿的破破烂烂的乞讨者。我们到了延安后，反差很大，老百姓和士官虽然都穿的是粗布衣服，但是都能穿暖啊，没有西安那种满街要饭的现象，也没有那种穿着貂皮大衣坐着轿车的人，在延安解放区，哪怕职位很高的领导也穿的是粗布棉军装，妇女儿童的脸也都是红红的，健健康康的……当时，就觉得参加革命有希望，我们中国有希望，能看到光明，印象太深刻了……
记者：那你们当时到了延安大学，是上课学习吗？
杨澧：对，安排我们到班里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其实，我们在西安的时候，偷偷的看过一些，包括翻译过来的俄国小说，都是偷着传阅。当时，在延安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这些，但是专业课（美术）都是停止的，后来，我经常出去到山沟里转，无意间找到了石鲁住的窑洞，石鲁一看我就是新来的年轻人，于是，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聊天，我记得当时他说：“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这里是山沟沟，可不要瞧不起这山沟沟啊，这里面可出真的马列主义啊哈哈……”。和石鲁先生一聊就聊了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就觉得一到了解放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突然近了很多。
当时，延安大学是有文学艺术、政法、经济等学科的，我总想着去艺术系，可是听学校说：我们新去的这个班不分系了，集中学习马列主义，还有土改政策。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迎接全国解放而做准备。
记者：在延安大学，你们都是在学习政策，那么您还有时间画画吗？
杨澧：当时，在延安大学学习完以后，大部分人都分配到前方随部分进城，到边防政府、民政局、教育部等单位去工作，因为，刚解放，需要大量的人才去建设祖国。我记得在分配的时候，念一次名单没有我，念一次没有我，后来，把我留校了，我当时心里还挺不高兴，闹情绪，总觉得自己来参加革命，怎么就把我留校了？把那个留校报道单，我放到我帽子里面，托了好几天才去报道的哈哈……后来，延安大学成立了个文工团，我就被分到文工团里，不过挺好的，可以画画了。应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记得小时候，我家院里有个石头桌子，老爬在那画，还有我们小时候上学都拿的是石板，你们有用过吗？
记者：石板？不知道啊，我们没有用过的。
杨澧：哦，我们那时候上小学都用的是石板和石笔，做题写字都用石板的，书包里一本书，一块石板背着就去学校了……
我小的时候老拿着石笔在上面画，家里也没人教，但就是喜欢画画。记得那时我们村子里，谁家去世了人，我就跑去看，看给死人用纸做的那种汽车、纸人，还有他们会到棺材上画好多的图案，老跑去看他们怎么画，我就跟着学。到了初中，班里画画的人不多，我就担任起了画黑板报的职责，也参加一些学校的美术比赛。兴趣挺大的。后来，到延安留校后，就开始画一些宣传画。记得当时，我根据杂志上的一个女人投身革命的故事，画了一套连环画，后来在西安还办了个展览。
当时，我们组长画的一套叫《运粮》的连环画，我印象特别深刻，主要讲的是：延安收复以后，老百姓没有粮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那些比我们早几届同学，全部抽出来搞运粮，从山西往延安运，都是100里路一个兵站做休息转接，当时全靠牲口驮啊，从这个兵站驮到那个兵站卸下来，那这个兵站的牲口接着往下一个兵站送，就像搞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的往延安送。后来，我们组长就画了一套《运粮》的连环画，反映当时的那种生活。我们那个年代，画画都是反映军民区的生活，军民之间的关系等等，都特别认真。
记者：那么在延安学习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有没有给您留下比较特别的记忆啊？
杨澧：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延安大学允许我们说话。举个例子，在我们学习中国革命史的时候，学到了“长征”，当时我们班有两派观点，我们从国统区过来的学生就觉得“长征”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应为，长征中我们30万大军，最后剩下不到一万多人，这能叫成功吗？而在解放区长大的学生们都觉得“长征”是胜利的，我们两方展开了辩论。最后，我们老师的解答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是不是失败，爬雪山、过草地我们牺牲那么多的战士，当然是失败了。我们共产党是不说假话的，书上也写的很清楚，我们牺牲了很多战士。国民党当时说要彻底赶尽消灭解放军，但是我们还留了一万多人，对他们所说的彻底消灭是不是胜利呢？还有如果没有这一万多人，哪有今天这么多的解放区，哪有最后的胜利，所以“长征”是个伟大的胜利……”，我们老师的这番讲述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一直对我影响特别深，到了今天我都难以忘记。
记者：您那时候在延安大学文工团工作，后来又是怎样考进中央美术学院的？
杨澧：那是，后来延安大学被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但是在1952年的时候宣布解散，文工团也没有了。我当时就向组织上提出，我要继续深造学习，因为我才23岁。组织上同意了，想让我去西北艺专学习，现在的西安美术学院，我说不，我要上北京考中央美术学院，就这样我上北京了，记得当时我们那边就录取了四个，我是其中一个。
记者：记得您有一幅《农村风景》的作品，曾经入选全国青年美展，那是在上央美以后吗？
杨澧：对，那是在央美读二年级版画科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叫什么系，都是科。当时、我们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版画科。我觉得选择版画专业，还是和我参加过革命有很大的关系，觉得很情切。在革命区的时候，经常看报纸、杂志上有很多的版画作品，那些作品一直影响着我。我特别喜欢李桦先生的木刻，还有古元的版画。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泡在图书馆里看他们的画册，多多少少的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是黄永玉和李桦先生教我们版画，当时，黄永玉现在从荣宝斋学了水印版画，就教我们水印版画，都是用我们中国的墨去做，像油印版画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我的《农村风景》这幅作品，就是当时黄永玉先生教我们水印版画后的课题作业，当时第一届青年美展的时候，学校就给送上去了。展览之后，又送到苏联去展览，我这幅画也被送去了，当时还给了我一百元的奖金，觉得特别多，还给自己买了块手表，到现在我都戴着呢哈哈……这幅《农村风景》是我们在北京郊区去写生时画的，回来后我又把做成了版画。
记者：当时，我们中国的版画是怎样一个状态啊？
杨澧：当时，版画的状态很好，在各种杂志，报纸上都经常能看到。在加上当时条件比较差，如果画油画，首先颜料很难买到，所以版画就做的多一些，而且版画又可以反复印制。那时候鲁迅先生提倡版画，他说：版画最早是从我们中国传到欧洲国家的，后来。鲁迅先生有从国外带来很多好的版画作品，介绍给国内的一些进步青年。那时候，版画很流行的。
记者：那么你觉得版画有别于其它画种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杨澧：首先，画幅比较小，它必须是画家拿刀一点一点的刻画出来，通过刀刻后留下的痕迹有着它独特的艺术语言。另外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反复印制，这一点其他画种是达不到的。而且，版画通过刀刻后的那种力度及画面冲击力是很震撼的。用笔画一条线和用刀刻一条线，那是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也特别适合当时的革命题材创作，压迫后的那种爆发力，是很有力度的。
记者：那现在老师还画画吗？
杨澧：画啊，虽然我现在年龄大了，但还是坚持画画的，我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大量的时间放在了学校的行政上，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就多画些画……

杨澧（1930-）山西太谷人。1949年毕业于延安大学，后留校任校文艺工作室美术组长。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副主任，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版画作品曾参加北京建国40周年美术展览和在法国举办的中国版画展，全国第八届版画展等。作品为瑞典博物馆、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博物馆、意大利版权协会收藏。

记者：乌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