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若游丝的古老艺术——关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访谈

→ 时间：2001年7月29日
→ 地点：开封市朱仙镇年画研究会；赵庄东头路南三号张廷旭家
→ 口述：姚敬堂 张廷旭
→ 记录/摄影：张冠生


　　年画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历史悠久。目前大陆有四大年画生产基地——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和开封朱仙镇。其中，前三地的年画皆发祥于明末清初，唯有朱仙镇年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甚至更早。

　　姚敬堂：朱仙镇年画的历史很长了。据说是从古代的“桃符”演变而来，叫“门神”、“纸马”。最迟从北宋就有了。明末清初最为繁盛。一个传统的民间艺术种类的发展，居然能带动一个镇的发展，朱仙镇最繁盛的时候有过三十万人口。现在只有两万多人了。


　　我就是这个镇上的人。从小就接触年画。我哥就是印、卖年画的。我还上小学的时候，冬季一放假，我就跟我哥去卖年画了。从进腊月开始，一直卖到阴历二十八九。那时候，连开封都是来这儿批发。附近的县城，还有更远的省外的人，都来这儿批发。生意红火得很。另外，我从小喜欢画画，也经常画年画。卖年画你可以不知道画上印的是谁，讲的是啥，画年画就得知道了。讲的是啥故事，画的是谁，怎么画法，都要知道。


　　直到民国时期，开封城里的南书店街、北书店街、东大街、西大街和中山路等处，还有二十多家经营朱仙镇年画的店铺。虽然经历了战乱、水灾，年画业走下坡路，逐渐衰落下来，但也还有一定的规模。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解放前夕，朱仙镇里还有二十三家搞年画。他们用的艺人都是附近村子里的。每年一过九月九，就开始上工。九月九要开庙会，镇里印门神的各家兑钱，请戏班到庙会唱戏。庙会前几天，外地一些到朱仙镇“打码子”（意思是批发门神）的就来了。印年画儿的艺人们在庙会这一段最忙。招他们上工的店主就忙着卖门神。


　　解放后，先是说这是迷信，要破除迷信，朱仙镇年画都是神仙人物，就不能再搞了。这些搞年画的人家基本上都划为地主，财产全部没收。后来又“破四旧”，印画的版子不是烧了，就是砸了，没收了。反正不能再搞。当初散伙时，艺人们还拿走了几块版子，放到家里。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艺人拿走那几块，也犯罪了，非收光烧净不可。这一下子就全断了。


　　现在开封市内专门经营朱仙镇年画的店铺一个也没有了。朱仙镇还有个年画社，有个年画研究会，那是我和一些艺人们搞起来的。


　　说是全断了，不假。可是还留了点种子。野火烧不尽嘛。1986年的时候，火苗儿又冒出来了。那时候，附近的赵庄、徐砦有人在偷偷地印。开封市旅游局有个科长来驻队，他看到了年画，觉得这做个旅游品挺不错。他回去跟领导说了想法，领导也觉得好，就开始去组织一些老艺人，搞起来了朱仙镇年画社。


　　1986年3月25日，年画社正式宣布成立,把我调去当了年画社长。成立以后，我就开始组织人员，先开展挖掘整理工作。省、市旅游局为推动工作正常开展，都拨了款。从成立到1990年这一段，年画社办得很红火，做出了一些成绩，引起了省里的重视，这就提出来办一个年画出版机构的问题。


　　这样一来，感兴趣的人更多了。市里边也过问，镇里边也插手，都想弄到自己手里。市里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发祥地在朱仙镇，出版机构应该设在朱仙镇，编辑部、发行部设在镇里也可以，设在市里也可以，不矛盾。镇里的艺人们也是这个意见。发扬光大朱仙镇年画，你把年画出版机构放到镇里多好！放到外面终归是离开老家了。一方水土，出一方文化，不一样。你在朱仙镇搞，那就是朱仙镇的年画。你弄到别的地方去搞，那就不是朱仙镇的东西了。不过，政界的想法往往跟底下的想法不一样，一下子弄得乱七八糟。


　　后来，我被通知说，该“退二线”了，当个顾问吧。我就离开了那一摊儿，过这边来搞研究会了。朱仙镇年画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是我们民族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已经受过大的损失，甚至有失传的危险。现在这个事情刚刚开了个头，总要有人用心做下去，我既然已经参与到其中了，就准备继续搞下去。至于在哪儿搞，自己是个什么名义，那不重要。


　　我离开年画社后，很快有些人就把它当成一块肥肉，都想吃上一口。实际上那个事并不好做，得吃苦，得耐得住寂寞、清贫。结果，后来连着换了几任社长，亏了几十万块钱。现在是半倒闭状态。


　　现在的研究会这个院儿，是我私人建的。一开始，只有这房子，其他什么也没有。我就去找省旅游局，说准备继续搞下去，希望省里帮个忙。省里问怎么个帮法，我就说，想设计个朱仙镇年画挂历。我设计出来，拿过去一看，觉得可以，就由省旅游局拿了四万多块钱，印了一两千本，送了几十个国家。剩了几百本拿回来，很多人喜欢。这个要，那个也要。


　　本来，挂历受欢迎，说明这个事如果有比较好的条件做下去，还是很有前途的。可是镇上一直都不太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只好埋头接着干。这个过程中，逐渐和同行建立了联系。外地各年画社的人时常过这边来看看，见见面。关心朱仙镇年画的艺人也经常走动，交流。他们到了镇上，总是先来到我这儿。我把他们当朋友看。心想，镇上不重视这个事，朋友重视，他们理解我做的事情。我很乐意跟他们交流。后来，镇上看为年画来的人越来越多，一来就到我这边，就让我出面接待。我觉得还是该顾大局，就接待来宾。北京来的人听了我讲的情况，对我说：老姚，你还要干！继续干，我们支持你！


　　后来，北京方面负责组织全国民间艺术工作的部门，在国内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的人选时，报上了我的名字。这个组织就授予了我这个称号。算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吧。


　　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挖掘整理工作费了很大劲。先是就近找散失的版子。村里只有张义、詹同贵两家有几个版，还在印着年画。其他的人家就放起来了，很不好找。找到以后，人家也不肯给你。就想出了一个租赁的办法。他拿来一块版，搁到我这儿一天，我给他钱。农民觉着把版搁我这儿比搁家强，能挣钱，就愿意搁到我这儿。我们用这个办法挖掘出了一些。


　　散乱到民间的版子，有的散得很远，我们就去远处挖掘。比较远的，跑到北京，还跑到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前收藏了不少朱仙镇木版年画，有的现在都成绝版了。我们先把样子复制回来，算是个品种，再想办法照样子刻版。


　　为了多挖掘品种，不光跑国内，也跑国外。日本、德国都有朱仙镇木版年画，我们也想法把样子弄回来。有一个德国学者，曾经来中国留学，在中央工艺美院专攻中国的木版年画。他到朱仙镇来过两次。回国后，他把西柏林博物馆保存的不少朱仙镇木版年画拍成了彩色照片，寄给我了一二十张。中国的年画专家王树村，曾经到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访问，去了解人家保存的年画。保存最多的是莫斯科博物馆，一共有一百多张。


　　现在，经过挖掘整理，一共搜集到了一百二十四幅朱仙镇木版年画。我们准备把这些画都刻成版，用版子把画印出来，彩色的，墨线的，都有。然后把全部年画装订成册，保留起来，留给后人。另外，还有新的发展，就是不光印年画，还印上文字说明。给人讲讲画上的故事，有利于扩大宣传。这文字也用木版刻字的方法印，而且是正宗的宋体木刻字。现在已经搞出来了一些样张。


　　除了挖掘整理木版年画，还有个比较大一点的想法，是想筹建一个民俗博物馆，从朱仙镇年画开始，扩展到整个中原地区的东西。中原地区的民俗内容很丰富，但是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民俗博物馆。洛阳有一个，搞得不太成功。要是能在这儿搞起来，会是个比较好的基地。
再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的问题。1988年6月16号我统计的人数，超过六十岁的老艺人有十一个，现在已经有七个去世了，还剩四个。从老艺人家里能接班的后人来看，只有张义的子女把年画的刻版和印刷手艺继承下来了。


　　张廷旭：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喜欢贴年画，我觉得这不算迷信，算是个信仰吧。信仰过上好日子。比如灶爷，贴到灶上，意思是有吃有穿。画幅上边印的是二十四节气。农民种地，离不了二十四节气。是该种麦，还是该秋收，啥时候干啥活儿，全跟着二十四节气走。所以说，年画不光是过年的时候喜庆一下，也要跟着贴年画的人过上整整一年。农民离不了，就世世代代传了下来。


　　可是，到一解放，硬说年画是迷信，不能印了。咋办呢？就偷着印。生产队里公开说不叫印，到底下，队长支持印。农民在自家房梁上铺上木板，板上搁案子，点上煤油灯，就这样印。我父亲他们就是点着煤油灯印年画的。里边印，外边还得有人放哨，瞅着点人。公安局、派出所的人一来，就赶快停下不印。他们一走，就接着印。就这样，很多年里，我们村儿印年画就没有停止过。


　　我家印年画是从我父亲开始。他叫张义，1919年生，十九岁就开始学印年画。他学了三年出师，手艺很好，就当了领作师傅，最多时候领三百多人干活。他印的画，我现在还存有几百张。他印画用的版，最老的有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版，我留的也有。明朝的少，清朝的比较多。但是太老了，有的色块都掉了。


　　我父亲印画的手艺好，但他没有学刻版。我的印画手艺是祖传，刻版手艺是跟别人学的。那时候我才十七岁，有个姓张的老师傅来俺村刻版，我站到旁边看，用心偷着学。我父亲虽然不会刻，但是他懂里边的道理。我看看，父亲给我讲讲。我看了一个月左右，练了两三年，算是学会了。刀法、技巧，全在自己慢慢琢磨，慢慢练。有时候，版没有刻好，我父亲抓住就摔了。他是严格要求，不能允许出次品。


　　我们家，除了种地，就全靠年画挣钱了。过去在俺村里，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很差，算不上倒查第一，也算得上倒查第二。穷得连点儿零花钱都没有。现在靠着印年画，质量也达到了，名声也传开了，销售量也上去了。现在已经有四十八个国家的外宾到过我家，看我们印年画。我们家每年能印十一二万张年画，全都能卖出去。不愁吃，不愁穿。家里的房，都是靠印年画挣来的钱盖起来的。基本上可以说是靠印年画脱贫致富了。


　　我们家印年画，主要是家里人印。我主要是刻版。说起来，我刻版刻了有二十多年了。朱仙镇年画社里百分之九十的版都是我刻的。我家里存的二三百块版也基本上是我刻的。有时候，我想给这千百年不变的版添点新东西。前几年，就刻了带广告的版，在边上加了两行字：省名艺术家，朱仙镇西南二里，赵庄东头路南三号。印年画的时候，这字也就印上了。这一变，据说有点不好卖，但我觉得，卖一张就是一个广告。后来证明，上门来找的人确实多了，都来找三号看年画。还是有用处的。


　　除了刻版，还得调颜色，这也是个技术活儿。年画要想印好，颜色很重要。过去用的都是植物颜料、矿物颜料，现在用的都是化学染料、酸性碱性颜料。现在这颜色很现成，很容易弄，可是效果不好。过去那颜色没有现成的，都得加工，很费事，可是它很好。


　　比如黄色，就是用槐米当原料加工的。黑槐树会结籽儿，也是一种中药材。先用槐米拌上石灰，放到铁锅里，炒焦。再兑水，加明矾，在大锅里熬煮一个多小时，熬成槐黄色，就可以了。这种颜色沉着耐看。


　　现在都不费这个事了，黑色用墨汁，绿色用碱性片绿，青色用碱性品紫，都是化学染料。除了印高级的、对外的年画，还会在颜色上多下点工夫，一般的民用年画就都用化工原料了。年画卖给农民，不能贵，你不想法降低成本，就没有利润了。长期这样下去，过去加工这些颜色的传统手艺也都快失传了。我会加工颜料，是我父亲口传的。他在去世以前，就都对我交代好了。有些原料一时买不到，他就讲工序，讲方法。我按着他说的方法加工过槐米，质量还可以，算是懂了，会干了。


　　我学到的这点本事，也想往下传。可是现实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人对这一套不感兴趣。过去是偷着学，现在你愿意教也没有人愿意学。我家算是个专业户，全家人都干。其他户也有干的，但都是种罢麦子再干，只有我家是常年干。干年画就是我的职业了。世界上有四五十个国家收藏了俺家的年画。除了俺两口，三个孩子也都会印年画。可是，孩子会干，不等于他们想干、喜欢干。大孩子是个女儿，她就没有啥兴趣。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给她租了个小摊儿，卖点小玩意儿。虽然也有印年画的案子，她也会印，也能表演，可是人家光看不买。所以她卖的主要是魔术玩意儿。我的意思，还是要靠技术吃饭，还想让她学手艺。可是她要是实在不想学，也不能太勉强她，勉强学也学不好啊。


　　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教书，一个还在上学。他们都不热心这个，估计就不一定能干下去了。下一代人跟咱不一样了。一天到晚坐到那儿刻木版，印年画，坐得腰疼，光这一点儿，他们就不愿干。他印年画不是为艺术，是为挣钱，要是印年画比出去打工挣钱还少，他自动就不印了。再有一条，就是技术也不一样了。你看那胶印画儿，用机器代替手工，把世代相传的老手艺给顶了。老手艺刻出来的版，印出来的木版画儿，虽然说比较古朴，可是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没有用现代机器胶印的画儿好看。现在的人要的主要是好看。

［访谈手记］


　　听姚敬堂、张廷旭谈过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衰之后，即雨中赴张廷旭家，看了他刻印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工作现场。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电视台《记忆》节目组拍摄的素材里，看到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为张廷旭的父亲立的墓碑，上刻：河南民间艺术家 张义先生之墓 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据说，在圈里，由一个研究会为一位老艺人立碑的事极少。这里应寄托了姚敬堂的心思，希望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能留于历史，被人记住，被人重视，发扬光大。作这次访谈时，他每月四百多元的工资，才发到今年2月份，却没有影响他为振兴朱仙镇年画操劳。


　　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目前搜集到的一百二十四幅年画的刻版任务，落在张廷旭一人身上。年复一年，木版已刻出了三分之二，张廷旭也戴上了老花眼镜。他希望孩子接班。可是，村庄古老、手艺古老、年画古老、朱仙镇也古老，女儿冬丽却新鲜水灵，她说“想看看外边的世界”。大儿子晨光虽然还不是正式教师，但也表示“不想再回到村里，想在外边干出来事业”。小儿子晨云还小，现在能哄着干，到哄不住的时候，就难说他干不干了。


　　10月20日，再赴朱仙镇、访张廷旭，觉察他的情绪比上次见时要高。谈起话来，知其在准备应邀率家人赴台湾作文化交流，现场演示朱仙镇木版年画刻印工艺。看来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大陆眼看要中断的古老艺术，有可能在台湾续上香火。果能这样，也好。


　　在张廷旭的农家小院里，一边拍摄他父亲传下来的明、清雕版原件，一边拍摄他刚刚刻好的《朱仙镇年画故事集》封面用版，心想，古今相逢的这几块版，应该是这门古老艺术绵延不绝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