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佳雨：我只画我喜欢的 （采访人：吕旭峰）

记者：您自身艺术面貌的形成是怎样一个过程？
楼佳雨：这种面貌的形成，我一步一步地走来，其实每一步走来，我都不能够预知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走得挺艰苦的。
记者：可否具体谈一下这个经历？
楼佳雨：因为从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进工作室。那时，版画系的教学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作者本身的语言，以及对于语言的研究。
记者：您当时是哪个工作室？
楼佳雨：版画系木版工作室。
版画系实际上所有工作室都特别强调这一点，当时我的导师是谭权书先生，对于绘画语言的研究，他特别强调语言的独创性和探索性。
所以从三年级开始，我一直都很艰苦，因为在三年级之前从附中，一直到上大学三年级之前这一段时间虽然很长，但是说老实话，我并没有特别清醒的意识到作为艺术家有多大的独立性，没想过自己会不会是一个艺术家这样一件事。实际上从心态上讲，更多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心态。老师让做什么样的作业，就特别认真的试图去理解老师的意图，然后完成，仅此而已。所以没有作为艺术类的学生应有的独立性。这可能跟当时80年代末的社会有关系，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对于个性的倡导，还没有现在那么强。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更强调“集体主义”的意识。那时其实我的年纪还小，我等于上附中三年级的时候，经历过89艺术思潮，心理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个变化，我觉得对于我们之前的思维，完全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可以说是完全割裂掉了之前的想法。因为在89年之前，我们从来没想过那样的东西也能成为艺术。
当然那个时候，我才上附中上三年级，大概是19岁左右，年龄很小，艺术经历也少，自己本身独立的艺术经历还没有开始，还在上学。可是89年在中国美术馆，有一个“现代艺术展”，紧接着是一个“人体大展”，连续这两个大展，给予的刺激和我们课堂的教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时间我们班很多同学都特别困惑，包括我的一些附中同学，现在有很多做行为、做装置，在各自的领域，也做得挺出名的，都做得还挺有成绩的。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在89年都受到了那个震撼。当时他们可能受到那种震撼，一下子就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识，他们可能自己独立性更强一些，可能就颠覆了他们原有的思想，上学的时候老师灌输进来的艺术理念，就完全彻底推翻了，所以他们迅速的就走到了装置和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这种样式上面。
我实际上相对来讲，性格上比较低调一点，所以没有走到那个上面，还是觉得上中学嘛，第一要务是考大学，别的都是次要的。所以还是有这个思想，但是实际上心里又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所以到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导师谭先生，让我进行这种语言样式和技法的尝试和探索的时候，我很困惑，实际上比其他同学更困惑，相对比我小的、或者比我大的同学更困惑。
记者：为什么比别人都困惑呢？
楼佳雨：因为89年那次现代艺术展的经历，实际上在我的脑子里，无法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念，就是原有的东西被颠覆之后，新的东西无法建立。因为年纪还小，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地去完成整个的思维过程，看到的都是支离破碎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现象，我作为一个小孩只是断章取义地片面理解。比我更大一点的同学，大个四五届的，他们可能思维上要成熟一点，他们也许能更好地从里面受到启发。比我们小一点的，正好还没有开始独立思维，所以这个对于艺术圈影响巨大的事件并没有影响他们。所以他们能够直接在非常自由、非常崇尚个性发展的氛围里面找自己的地方，所以他们都不存在这个困惑。因为我正好存在这个困惑，所以我等于是从上附中三年级，到上大学三年级，在这5年的时间，我实际上对“到底什么叫做艺术”这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很空洞的一个大问题，没有办法去表达；但是又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实践去表达这个问题。所以这五年的时间我就等于搁置下来了。
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清醒，也是试图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想不明白。与其坐着干想一些想不明白的问题，不如想我手头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比较务实的思维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一些问题，如果我解决不了，就干脆不想。与其去想问题，不入去破问题，这是一种非常务实，非常个人主义的想法。当时我就去想一些能够想通的问题，当时的那种课程教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几乎不涉及个人的、艺术家的创作，还是纯粹素描、色彩、写生的那种。所以当时版画系基础特别扎实。
记者：我在版画系见过您的素描作品，现在仍留在中央美院，供以后的学生观摩。
楼佳雨：其实那个可能在我艺术上也算是一个成就，因为我后来画的素描，实际上很难再有机会安安静静的去研究客观的造型问题，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就是阻挠我在艺术上的发展，因为当时我把太多的东西放在纯粹的、客观的、造型规律的研究上面。可是在那个重要的时间段，我应该花一点时间去进行一些艺术上的独立的判断，进行独立的实践，但是实际上我没有这么做。这样一来，三年级的时候，猛然间要进行对于语言的研究，我一时间接受不了，很苦恼，很困惑，怎么做都不合适。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我本科毕业。在我完成本科毕业创作之后，我当时有了点破罐破摔的想法。
记者：还记得毕业创作做的是什么吗？
楼佳雨：我记得是一个特别普通的热闹的街市场景。一堆人穿着不一，一个很大的场面。是一个现代城市题材的作品，一张黑白木刻。从语言上讲刻的比较细，但是语言很不成熟，内容大概是一个城市风俗，有点像李帆早期的作品，也是写实的。
我明显感觉这样的东西，根本不是我的。我刻完了以后心里特别清楚，所以刻完之后，我跟朋友聊天，我说现在做完毕业创作有一个特别大的收获，什么样的收获？我说我不能知道我将来会是什么样，但我至少知道一点，我将来肯定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收获，只不过是我作为实践绘画的面貌还没有形成，还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从一个艺术家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讲，这个主体已经出现了，绘画的趣味，或者说气质，或者说语言带来的画面感受，实际上这些已经有了。我现在回忆起来，实际上就是在本科四年级做毕业创作的时候，这些产生的时候，才会产生排他性，“非我”的东西，我会拒绝，我会抵触，我不是一个空瓶子，不是都可以接受。所以我现在想，我那种排他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
那么，这种“有”就来的过于突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渐进式的，不是通过课上的学习带来探索，一步一步的积累起来的，我自己感觉猛然间直接是一种自主意识的觉醒，而不是客观上的绘画面貌上的渐进的积累。等于是先有了主观预设概念上的自我。先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是什么样的。这个样子具体还不太清楚，但是我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已经有了。这个实际上对于画画的人来讲，是特别苦恼的一个事。因为画画的人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逐渐的，就是我每次的实践，不白费，都能够逐渐的积累，渐渐形成一个自我的样子。
记者：希望每次都看见一点点自己的样子出来？
楼佳雨：这种状况是最佳的，但我实际上特别被动，我觉得特别艰苦，出来的作品总不是我想要的，自己特别清醒的知道不是（想要的）。因为我从毕业创作开始有了这种意识之后，我读研究生，在研究生的这两年时间里面，我是一直在做“排除”。
记者：做出来就否定自己。很痛苦吧？
楼佳雨：对，做出来就否定。非常非常痛苦。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在排除。
做完作品之后，气急败坏，或者扔掉。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但是有时候有点偏执，所以苦恼之下，把一大堆画，在学校方找块空地，一把火烧掉。
记者：烧自己的作品是挺极端的一个行为……
楼佳雨：只有在极端苦恼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平时自己的画，蹭上点土，都得擦掉，应该是这样的感觉。之所以很极端是因为很苦恼，从大脑深处就想把这些不是我的东西，彻底从脑子里抠掉。要马上抠掉，是这样一种特别急躁、特别极端的一种情绪。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研究生的毕业创作做完之后，由于我提前做完，所以我有三个月的时间自己没事干，写论文，我不断的看书，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自己开玩笑说是“欧洲时间”、“德国时间”，算是一个时期吧。基本上是早上7：30睡觉，然后下午3：30准时起床，所有的生活都在这一段，我跟人开玩笑，我说：“过的是德国时间，出国不用倒时差。”
记者：还记得研究生毕业创作做的是什么吗？
楼佳雨：就是这堆小画。其实我之前本来是还做了一套特别无聊的，你现在肯定是见不着了，大部分被我收回，有少量提前被朋友看了，他个人喜欢就拿走了。我不认为那东西是我的，但是我朋友认为那个东西是我的，所以就提前要走了。前两年我偶然的还见到了一两张。
记者：无意中给保留了。
楼佳雨：对，无意中保留了。其实都是一把火烧掉的东西，所以现在根本就见不到。
记者：好多人的作品，包括习作什么的都不舍得扔。
楼佳雨：对。实际上我现在有这个毛病，就是对于不是我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性，这种排斥性特别强，心里上的排斥性让我接受不了。尤其，这不是我的东西，明明是我自己做的，还不是我想要的，我心理上、感情上特别难以接受。所以我都会使它们消失掉。我全部烧掉了，那个感觉很极端，很情绪化。
记者：那时候老师和同学的感想怎么样？做出来以后。老师有没有说什么？
楼佳雨：老师也没有觉得好，因为那个东西很生硬，不是我的，从感情的角度来讲，跟我个人的抵触完全暴露在画面里面。所以画面从气质上讲是平淡的，是僵硬的，貌似很自然主义，很朴素的一种画面面貌。但是这种画面面貌，我觉得与其说是自然主义很朴素的面貌，不如说是一种未老先衰、老气横秋的画面面貌。完全不是个人性格中应该有的东西。画画之前只想着我怎么尝试，怎么从语言技术样式的角度去尝试，反正是版画能够想到的招，基本上也都想到了，都不是我的。
然后用三个月的时间，我呆着没事，就在宿舍里看《庄子》，把一套看完了。
记者：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是偶然的，还是自己想读？
楼佳雨：其实对庄子感兴趣是上附中的时候，那会儿有个同学特别讨厌，好好的一本庄子，他不看，每次上厕所撕一张，结果我也是，上厕所撕一张。撕一张一看，这书写得很好啊。然后就喜欢，我把人家剩下的拿走了。包括《列子汤问》里面的几个段落，几个片段。等于是半部庄子，我上附中的时候就看了，当时看完之后看不太懂，但是就是觉得这本书写得特别好，是我见到的（世上）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记者：留下一个挺深的印象？
楼佳雨：留下一个印象，因为在这之前我比较喜欢哲学类的书，在这儿之前，读过《存在论》，那么厚的一本书，《存在论》读完之后觉得全是废话，觉得这些东西说完之后，基本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读完《庄子》，然后《论语》也硬着头皮读，读完之后，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性格出入特别大，硬着头皮读，那个总是教导人走圣人之道，我没想要当圣人，所以《论语》我当时给它的一个定义就是，当官的人适合读《论语》，想要当官的人也适合读《论语》。想要当官的人，读《论语》、按照《论语》做就没有问题。
记者：里面有很多治国治天下的道理。
楼佳雨：对，治国治天下。对于想当官的人，手底下的人和上边的人应该怎么说话，《论语》里面都说了，事应该怎么办《论语》里面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想要当官的和已经当了官的，都适合读《论语》，像我这样的，不想入仕途，所以对这些不感兴趣。我老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概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就是“老子就是老子，天下就我一个。”这虽然是糙话，后来我发现，达摩到少林寺之后收的一个真正的弟子，初祖慧可，传承达摩衣钵的这么一个人，他出家前说过一句话就是：“我唯我，天下独我。”正好巧合了，这实际上，我说的这句糙话“老子就是老子，天下仅此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就是这样的意识。这种意识（在世俗的理解看）不太合群，但是因为本身性格比较低调，所以也不会因为这种意识深处的不合群，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性格要过于张扬的话，这种意识上的不合群，可能会和同学有矛盾，但我就是这样一种低调性格。
一直到我研究生，突然间我觉得这个意识起作用了，读《庄子》之后特别感动，我记得当时读了好多书，不光是《庄子》，还有其他的书比如《道德经》，《金刚经》，《楞严经》，《普门品》《百喻经》等，佛家的，道家的都读过，包括《淮南子》什么的，最后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以前没读这些书，当我突然间一读之后，觉得似曾相识，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所以我突然间就特别清醒，就是肯定这种意识，这种自我的认定，找到出处了，说白了就是找到依据了，不是一个很盲目的东西。
我看这些书其实是一边看，一边特别受感动，当时就是呆着也是呆着，就随便做（点小画）。然后就把书里面的这些故事，因为《庄子》里面有好多故事，就把那里面的故事，包括当时还看了《山海经》，因为《庄子集释》的注释里面有一些典故出自《山海经》，我就把其中我有兴趣的小故事画了出来。其实当时也并没有想为《庄子》做一本插图，也没有想要做毕业创作，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本身让我觉得有兴趣，有兴致。而且不想毕业创作的事，心态上很轻松。
记者：全是想象着画的？
楼佳雨：对。所以也没有拘泥在故事情节里面，我要是给《庄子集释》做一本插图的话，比如说一个人站山头，另外一个人站在岸边聊天，人家书里就是这么写的，我可能真的就这么画了。但是，我觉得自个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受一些故事影响，最后做了一些非插图，但是又有一定文学性的。一口气就做出了大概是18张。然后发现有6张不是特别成熟，剪掉了，有12张语言样式都是这样的，就比较统一，比较完整。忽然间，我做完这些之后，自己就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觉得等于是5年时间里面，揪着我又让我弄不清楚的问题解决了，我虽然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着，但是至少当前我自己感觉已经找到了。
这种感觉，让我一下子真是溺水之人，抱住根草的感觉。我现在木刻的语言，从语言的角度上讲，已经改变了，内容上、布局上，黑白灰的设计上，都比原来要简单、明确、集中，不像原来都是这里刻点，那里刻点，这些都是属于语言的完善，语言的发展，现在再做这件工作（语言研究）的时候，就有目的了。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我应当要的是什么。我只不过是说这个感觉太繁琐，我应该简化，简化之后，如果简单了，应该如何调整，这会儿心情就已经轻松了。因为这种面貌已经形成、产生了。很偶然的就产生了。
当时还有一个事件就是99年吧，99年“浴佛节”的时候。很偶然的，有一个进修生，是一个居士，所以像这种佛教法会是必须要去的，他就事先告诉我，明天是四月初八。是“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的诞辰日，所以叫做“浴佛节”。“浴佛节”的时候，会请出一个佛祖像，平时你是见不到的，浴佛节时拿出来的像是很小一个，一般意义上来说是金像，是一个小孩，做得特别生动，特别写实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小孩。
记者：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洗礼”那个意思？
楼佳雨：跟那个非常相似。
记者：佛祖出生的意思？
楼佳雨：对，然后浇水。浴佛节法会核心就是那个事。我就跟人家一块去了，等于是跟着参加了一回佛教法会，我平生好像就参加过两次。当时我们是在“法缘寺”，也可能是因为在法会里面，完全就是不存在寺外世俗的社会，都没有想到外面还有那样一个世界，忘了这件事，心里非常纯净，也比较简单。然后，等法会结束之后，回来之后，心里就产生一个落差，这落差就让我产生一个态度，觉得对于眼前现实社会产生比较冲动的态度。
就像画画的时候感觉到那个东西不是我的。
记者：是一种厌烦吗？
楼佳雨：不是厌烦，就是距离感，就是感觉现世的这个社会和我在性格深处是有矛盾、有距离的。我不想把自己弄得特别“当下”。
在当时产生这样的一个距离感，然后回过头我再看自己的画的时候，也是从理论上给自己的这些画找到了依据，因为我发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清醒，只是那么做，并没有清醒这种画要营造出一种非世俗的气质，后来就是变得特别清楚了，完全是因为看书。夜里有兴致地开始刻，基本上我是夜里两点开始工作，然后到四点开始高潮，五点有点疲劳了，然后收拾、收拾，7：30吃早饭，睡觉，也没有人打扰，特别安静，可能跟这种工作的时间段有关系，没有机会受其他的同学或者是外界的干扰。
记者：平时喜欢跟朋友，或者是艺术圈里的人交流吗？
楼佳雨：这方面我很矛盾，所以我也不好说，其实我喜欢跟朋友在一块，很喜欢跟朋友在一块。我的性格实际上是很合群，但是在意识上、情感上是不合群的。有时候我跟同学开玩笑，我说我是属于双子座。双子座具有双重性，我虽然不相信这个东西，但是我有的时候用这个东西给自己解嘲，我说双重性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感觉是多重性。
记者：对所谓的“当下的”艺术。比如说现在那种图式化的流行艺术，您是不是觉得跟他们有距离感？
楼佳雨：打心眼里，我是这样想的。
说句大实话，我和它们的距离感非常强。如果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会厌烦，第二次也不会。但是第200次的时候，我肯定烦。就是审美疲劳。因为这些东西，绘画的形式可能是不一样的，技术和语言是不一样的，包括手段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架上绘画，有的人可能是版画，无论他采用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在气质上是完全相同的。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看完这样的一个展览，根本感觉不到艺术家的存在。我进了这个展厅以后，只感觉到舞台剧一样的一个氛围，大家一起在那儿鼓掌、喝彩，实际台上一个主角都没有，就是打了一个灯光，大家就喝彩。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记者：假如您不是艺术家，可能也会排斥这些吧？
楼佳雨：我要不是艺术家肯定是排斥的。
记者：您在艺术上的知音是多，还是少呢？
楼佳雨：少。其实我从附中到大学，还有同学，按说是看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即使是这样的朋友，他们也会对我画面的面貌提出一些疑问。提出最大的就是“当下”与否。就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意识，就是艺术家生活在“当下”，只有服从“当下”，表达“当下”，才能够叫做“艺术行为”，才能叫做“艺术创作”，好像大家有这样一种认定。那么艺术家，生活在“当下”，几乎是没有选择权，所以我的同学会这么说我。但他们有的人跟我一块聊天，看我画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喜欢我的画的，看完之后每次都是捎两张走。（笑）
然后他们还是坚决彻底的批判我，他说：“你这个东西太不当下了。”然后批判完了之后，就把画要走了，所以我每次都特别无奈。
记者：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楼佳雨：我觉得不受影响。
因为一旦当下了，那种东西在感情上这种距离太大。其实我的同学也给我提了一下建议，比如说画人体，你来身中山装就“当下”了，你该画你的还画你的，用一样的技术语言，一样面貌，一样的色调什么的，包括木刻什么的。可是不是那么回事，气质上完全不一样，实际上我在选择画人体的这种题材的时候，我的潜意识里面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意识，也是后来我画过了才意识到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他们设计服装，就是我不论给他们穿上一件什么样的衣服，都不可能避免的带有这件衣服款式、本身的时代色。
记者：对，服装有自身符号的含义。
楼佳雨：对，他穿上一件中山装他就复活了，或者说他就怎么着了。不穿中山装，来个大袍子就古代了，也不对。我一度试着给人穿上小叶子，后来一看小叶子也不对，感觉是原始人了，更远了。所以最后还是回到现在这样了，觉得这样比较自然。古代人，现代人，在这个状态下都是一样的，没有时代性，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因为从我绘画的感情上和气质上，不强调这个东西的时代性，强调这个东西的自我感觉真实性。可能我的这些画面，总体上气质上有一种相近性，有一个连续性，每一张都很相近，但是实际上每一张画，都是有我自己的把握方向，有一个概念，我自己有一个明确的把握方向。
记者：我觉得“当下”只是所谓的，其实我们生活在当下，为什么说我们不当下呢？明明就是当下人嘛。
楼佳雨：其实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话，我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自己根据这一套小画的想法，整理思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用的论点和论据，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不论你关注不关注“当下”，艺术家生活在“当下”，他的一些感情，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有他的想法，他有让他感动的东西，那么他捕捉到这些东西，能够进行创作，就可以了。不需要判定这个东西从符号上来讲到底是什么样？关键是他能捕捉到一种感受，一种气质就行了。至于符号化、图式化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好的东西。就是说，大家更多的在意符号本身的意义了，很容易误读你的作品。
比如说加几个白色大十字架，也许西方人就会从对十字架本身的感受出发，来误读我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已经符号化了。但是现在是造型本身就符号化了，语言本身很符号化了。就是那种波普性的绘画语言，一旦成为一种流行，我觉得就像人无意识中哼唱的歌曲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去追究这首歌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就是有的时候会一首歌，其实你压根就没喜欢过这首歌。
记者：是被这首歌轰炸的，对吧？
楼佳雨：对，完全是你走在道上，街上的商店在唱这首歌。老师进了教室，学生放这首歌，你很无奈的就会了。最后有的时候自己都忘了，有的时候开着车回家哼了一路，“我哼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听的这歌？”自己都会忘，就是很无奈，我觉得这种完全是不真实的。
这会使人的感情变得很迟钝。因为我个人还是认为，这种人理性上的独立性思考完全，100%取决于他在感情上、感性上能不能独立。如果他在这方面不独立，不可能有理性的思考，因为他压根就不会有思考把握的方向，或者是动力的需要，压根就没有，在感情上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了。所以我从感情，从心里上说，我对当下的这种艺术面貌，有很强的距离感。
因为每一刻的感觉，每一刻的感受，没有办法证实到底是不是当下了。你没有办法去证实。包括我证实本身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也是用一些当下的思考方法。所以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我和一些符号有距离。我不好说和当下有距离，我是和一种被称之为当下的符号，视觉符号，我对这些符号是有距离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是在看展览的时候，感受到这种千篇一律，绘画气质上的这种空虚。但是好的可能比较好，也不是说这些东西我都会排斥。上回我去看苏新平“风景”的展览，我就特别受震动，其实他的符号也是很当下，也是挺图式的东西，但我还是被狠狠震了一下。但是相反，上回正好我一个附中同学，他在798做展览，我去看他的展览的时候，我溜达到别的一些画廊，看了一些都没有记住名，可能那些本身面貌就不是特别成熟，我觉得很不耐烦。我不知道现在让我看当下的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原本的创作者，他们自己的展览，看到一块，我还会不会有这种厌烦感，应该不会有。可能因为我看得太多了，全都是那些仿制品，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那些仿制品，艺术家本身在创作上，他的气质上都不是明确的，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所以这种空洞，就明显的带到作品里。因为在展览里面完全捕捉不到一个艺术家该有的东西。
因为我理想中的展览，尤其是个人的展览，最终营造的就是打动观众的，未必是某一件作品，而是一个整体的气氛，说白了从气势上，从绘画上，从视觉震撼力上，或者是表现力上，带给人们的一种刺激，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倒不一定具体是某一张，就像苏老师那个展览我看完了之后，我真是没有记住他的哪一张具体画，我就记得有一张特别大，还仅仅是因为，我在那张画跟前留了影，所以有印象。我可能把这个画面的这个局部和那个画面的那个局部都记混了，但是总体上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视觉上的印象，就是他那个画面是那个感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特别清楚。但是现在有一些“当下”的作品极其不清楚，看一个展览，不知怎么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我还是很排斥的。在心里上还是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