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人物版画中的平民意识（作者：解 丹）

　　“陈生落魄走酒肆，好摹伦父屠沽流，笑偿王妪钱十万，稗官戏墨行觥筹”（吴梅村），形象而真实地描绘了陈洪绶在仕途无进与亡国乱世之际的生活状态。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的境地中，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更深层地吸收了民间艺术的精华，也更使他的版画作品有别于卷轴画的“高古奇骇”，而呈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平民意识。

一、 精神意蕴的契合与拓展
　　黑格尔曾说:“意蕴是艺术作品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优秀的民间绘画是以人民的思想情感、生活状态以及各地的风俗和人情为依据的，民间艺术记载并传递着一个民族最为纯朴和本质的心理特点。陈洪绶正是基于这种民间绘画的特质，选择稳定的感性材料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结构框架。对水浒人物和对《西厢记》的描绘，正符合民间对“忠臣义士”的崇拜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符合“始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王国维）的中华民族稳定的情感期待模式。陈洪绶以独特的民间视角和文人品位使其作品既负载着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意蕴，同时也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水浒传》中对三位女性的刻画，就完全摆脱了民间流传的水浒牌中封建伦理关系的束缚而获得了超越本体的人格魅力。

二、 观念符号的重构和超越
“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是直接地呈现于关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黑格尔），显然美术创作都具有符号性，而符号性又往往具有象征性。民间美术中以象征寓意为表现手法较为普遍，尤其在民间年画中使用就更为广泛。象征是以具体的形象来指代某种抽象的含义或概念，或创造一种抽象的符号来加以表示。民间美术常采用广大民众所熟悉、喜爱的内容及形象表达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如以牡丹象征富贵，仙鹤、松树象征长寿等等。陈洪绶在版画作品中既吸收了民间美术的寓意手法，又使这种手法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容，摆脱了民间寓意的模式化。《西厢记·窥简》一幅中用屏风上的四个画面“秋”“冬”“初春”“夏景”来作为张生与莺莺爱情经历的大致脉络，从一鸟独栖到雪中芭蕉，从两鸟对语到最后的双蝶翩翩，隐喻了主人公在各个阶段的不同经历与感受，这种来自于民间的隐喻手法更符合大众欣赏水平中的直观、表象的审美习惯。陈洪绶以文人美学精神对这种寓意手法的重新建构，不仅扩大、提高了民间“符号”所拥有的深度空间和文化含量，而且使作品的表达方式更适合民间的吸收与接纳，也更贴近人们的世俗生活。

三、形式语言的融合与创新
形式是事物的形态结构，形式语言则是对事物形态和结构进行系统化、条理化的表现方式。形式语言不仅是认识不同艺术种类的直观对象，而且能够认识和把握艺术作品的“构成及运动规律”。陈洪绶正是将民间艺术中对形体、表情的夸张和人物具有动态感的形式语言应用在他的人物版画中，使人物形象既符合民间欣赏的视觉模式又突破了民间造型的程式化与习惯性。正如对花和尚鲁智深的刻画，作者没有简单地运用民间年画中对人物头大身短的比例变化，而是夸张地塑造了鲁智深宽大的服饰，在传达人物身份的同时又突出了他健壮而有力的形体特征。在动态的选择上也一改民间对英雄征战场面的刻画模式，而是选取鲁智深抬起左手的动作和脸上冷笑的表情，在寓动于静中更好地突出了其内敛而沉着的性格特点。这种形式语言的运用增加了作品的形象性与趣味性，而不同于殿版版画森严、庄重、热烈的气氛，也不同于民间坊刻千人一面、率意而为的制作手法，更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审美趣味和生活环境。
　　陈洪绶以其独有的平民意识成功地应用了民间艺术资源，从而更深刻、更本质地刻画了人物性格和心理特征，使他的版画作品中不断出现一个个如扈三娘那样体态轻盈的巾帼英雄和小红娘那样顽劣可爱的艺术形象，也使我国古代人物版画得到了质的飞跃。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