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木刻的审美取向（作者：齐凤阁 ）

　　初期木刻在题材内容方面，为中国现代版画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但由于当时刚刚起步，木刻青年的素质、修养不足，以及作者接近民众生活的机会很少等各种原因，没能产生具有丰富内涵和历史厚度的史诗性作品。而到了延安时期，这些作者大都趋于成熟，解放区较安定的环境使他们有条件接近生活，研究艺术，加工作品，加上解放区新生活的感召，使他们产生了史诗化的艺术追求，而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现代版画的现实主义道路。
　　这种史诗化的艺术追求，既不是在创作中侧重于情感抒发，也不是简单地照搬生活场面，而是以反映新生活的深刻性，揭示时代本质的真实性和情节表现的叙事性为特征。延安木刻的史诗化特征可作如下表述：
　　 (1)以新生活的真实概括，表现时代变革的足迹，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
　　延安木刻是解放区新生活的赞歌，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为歌颂的对象，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欢欣，丰衣足食的喜悦，这在中国美术史上还是第一次。30年代的初期木刻和国统区的木刻，虽然也刻划劳动人民的形象，但那是受屈辱、受迫害的形象，饥饿失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已开始觉醒、斗争，但还未获得自由。从 30年代的《失业工人》(江丰)、《贫困》(刘岘)、到延安时期的《丰衣足食图》(力群)、《区政府办公室》(古元)，不单是劳动人民生活境况的改变，而是反映了历史的巨大变革，虽然截取的是解放区人民生活的一片断面，但所包容的社会涵义却有相当的历史深度。人民丰衣足食，结束了饥寒交迫的时代，如果说这几幅作品表现的是农民斗争的结果，那么古元的《减租会》等作品则是表现了这场斗争的过程，摧枯拉朽的土地革命真正改变了农民的命运和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作品通过瞬间的斗争场面，概括出时代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还有的作品不满足于对新生活的一般赞颂，而是透过平常的生活现象，进入深层的思考。如古元的《离婚诉》，分明不是简单地表现妇女的翻身解放，而是表现妇女对几千年封建婚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挑战，表明了中国妇女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要求。作品引人深思：中国妇女的真正解放，不仅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被推翻，而是旧的婚姻制度的彻底废除，和旧的道德观、节烈观的改变。这些作品不仅以特定的角度表现了中国农民生活的变迁，而且概述了其思想意识变化的轨迹，内涵深刻、容量丰富，具有史诗的品格。
　　 (2)以情节性的生动表现，和人物性格的典型刻划，丰富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
　　由初期木刻到延安木刻的史诗化趋向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情节性。虽然绘画的情节性与叙事文学不同，不可能有文学故事的完整性与时序性，但通过典型画面的选取和人物关系的表现，仍然能使观者在画面中体味出故事情节的存在，从而增加作品的社会生活容量。
　　30年代的木刻不以情节见长，或特写镜头，或肖像刻划，表情夸张，感情激怒，塑造的是受难者、怒吼者的形象。即使有些大场面的作品，也不表现复杂的人物关系。而延安时期的木刻家把文学的情节因素引入木刻版画，例如古元的《减租会》似乎在向你讲述一个故事，觉醒的农民正在向地主展开说理斗争，有的在指问，有的在和地主算帐，你从不同人物的表情、动作，可以窥测到他们不同的心理活动，和人物间的关系，狡猾的地主在站起来的农民面前，已失去了往日的自尊和盛气凌人的神态，但又不甘认输，支支吾吾企图赖帐，这是减租斗争这段历史时期，地主形象的典型概括。
　　我们说，作品的史诗价值具体体现在典型情节的表现与典型形象的塑造上，通过典型事件和人物形象才能使观者对生活及时代进行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在这方面，延安木刻中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里不一一评述。
　　当然，我们肯定延安木刻的史诗化趋向，并不是主张版画都要囊括更多的社会历史内容，也不是主张都要引进文学的情节性因素，而是认为在历史大变革的当时，从当时版画所肩负的使命出发，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这种史诗化的艺术追求，有赖于画家审美意识的深化和社会认识的深化，因为木刻的史诗价值根本在于画家对历史、社会的认识程度。而延安当时的社会环境为画家认识的深化、思想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延安木刻家的构成来说，一部分是在延安这一革命熔炉里成长起来的画家，思想素质好，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另一部分是来自国统区的30年代的中国第一代版画家，有的因搞木刻运动曾被捕入狱(如江丰、力群等)，丰富的社会经历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认识能力。当时的延安与国统区相比，文艺工作者有机会接近社会生活，在与工农兵的结合中，使他们加深了对表现对象的认识与理解，对所表现的题材更加熟悉，加上延安鲁艺提倡搞创作，有较好的创作环境，使木刻家们有条件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这便是产生有民族特色，又有史诗价值的木刻作品的原因所在。
　　就中国新兴版画的发展而言，延安木刻的史诗化与民族化具有深远意义：如果说史诗化从作品内容方面，巩固、确立了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趋向，那么，民族化则从作品形式方面确立了现代版画的发展趋向，它改变了初期木刻的欧化倾向，完成了木刻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民族风格是当时中国版画家们的一致追求，也是中国版画与他国版画相区别的重要品格，民族风格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版画的走向成熟，尽管还未全面发展，但为建国后的发展开辟了方向正确的道路。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创作版画基本上是在这条路线上发展，虽然由于版种与风格的多样和画家们个性的追求，从题材和样式方面拓宽了中国创作版画的道路，但也都以丰富和强化民族特色为前提。直至80年代，个别青年版画家开始了这条道路的背离，但也并未改变中国创作版画的总体轨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延安木刻在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延安木刻的审美取向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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