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祐年间刊《小字妙法莲华经》刻本插画“李出于释宫”辨（作者：朴城君 ）

作为佛教大乘教义集大成的《妙法莲华经》，不仅在宋代单刻佛典中版本最多，而且附刻插画绘镌也尤其精彩；本文着重针对南宋淳澈年间《小字妙法莲华经》刻本插画中一段情节，所谓反映佛、道斗争衍生的“李出于释宫”的内容进行辨识。
一、法华信仰与法华艺术的兴起
《妙法莲华经》简称《妙法华经》、《法华经》，重点弘扬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是一部义理融摄渊深、譬喻动人丰富的大乘佛教经典。其梵文经典约产生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公元三世纪中叶传入中土，先后六度译出，现存三个译本：西晋太康七年（286年）竺法护译《正法华经》; 后秦弘始八年（406年）译成的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 隋仁寿元年（601年）阇那崛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什译本译意达雅、辞藻华美，流传最广。［1］《法华经》译出后，讲诵此经人数历居首擘，被誉为“经中之王”，法华信仰随即普及社会各个阶层，隋朝智顗据法华教义，创立天台宗（亦称法华宗），三论、法相、律、华严各宗大师无不与法华有所渊源，法华信仰盛极一时，“受持盛者，无出其经”。［2］
法华经译出不久，法华艺术随即兴起。从隋唐的法华经变壁画到宋元的经册插画、再到明清“普门品”观音画作的大兴，法华艺术持续衍展。［3］宋代刻经兼雕插画的风气已开。在宋代的单刻佛典中，《妙法莲华经》是版本最多的一种。从内容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绘刻释迦牟尼佛灵山说法，这也是佛教版刻插画中最为常见的内容；二是二十八品故事，所谓“变相图”，或表现全经诸品的；或仅描绘经中一品。后者如宋至清季最常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版画，即是一例。三是护经天神，通常绘于卷尾。根据法华文意，《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耆韬崛（灵鹫山）所说之法，法华二十八品故事皆导源于灵山说法，故全经若仅一幅变相，往往即是灵山法会，若有七幅连相，亦多以灵山法会为构图主轴，再配以该册经文的各品故事。插画的安置有几种方式：或全经仅一幅插画，图于第一卷卷首（引首），或全经七幅插画，分别图于七册卷首。［4］
二、宋刊《妙法莲华经》插画本
据统计，较著名的宋刊《妙法莲华经》插画本大致有：北宋建安本，署“建宋淳澈年间刊《小字妙法莲华经》；北宋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上图下文式，图文并茂，最早的连环式佛经读本；1968年，山东莘县宋塔内一次出土《妙法莲华经》五部［5］，刊刻时间最早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最晚为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皆冠有扉画［6］，南宋淳澈（1241－1252年）刊《大字妙法莲华经》及南宋庆元（1195－1200年）间刊刻的几种本子也绘刻有风格各异的扉页画；日本西原寺藏《妙法莲华经》第七卷，卷末有“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经铺”刊记，扉画由名工沈敦镌刻；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南宋刻《妙法莲华经》残卷，经折装七页，有《灵鹫赴会》版画，署“四明陈高刀”，绘镌出色。［7］
其中南宋淳祐年间刊《小字妙法莲华经》尤其引人注目。此画虽然没有雕工名款，然而雕风古拙，人物修长，无论构图榜书、人物形象都与德国科隆藏版极为接近［8］。此画特别强调释迦牟尼佛身世，将佛母、出生、九龙吐水、出宫、悟道、等佛传故事融入经变，还绘有传法宏道事迹较著者，在区区尺幅之内，再现出佛传故事离奇起伏的美妙情节，是宋刊佛画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它的内容毫无后代的程式化，用缭绕的祥云、院落、佛家器物等联系和组织画面，人物形象穿插错落、大小均衡、主次得当，是国内少有的南宋版刻插画精品。变相仅一幅，此图位于第一册卷首，“然变相内容却为第十四至十六品故事，依法华惯例，十四至十六品应属于第五册，或可推测现存者是重装本，原本插画应为第七幅，一册一幅，其中六幅已阙，重装时遂将第五册插画移至第一册卷首。”［9］为配合经册有限的尺幅，取景力求简化。有些构图必须藉由榜书文字才能明了其出处。宋代吕彬版、陈高版、科隆版和此图等都在插画内标有“榜书”，紧邻所绘故事以方框文字说明故事内容，可以视为南宋变相的一个特色。
? 三、关于“李出于释宫”的几点质疑
有学者称此图绘有佛、道两教斗争中衍生的“李出于释宫”等故事［10］，对此说笔者提出几点质疑：
虽然鉴于徽宗崇道亡国的教训，南宋朝廷不再大肆重演北宋真宗、徽宗利用道教神化皇权及崇道抑佛之类的闹剧，但是南宋诸帝对道教都有一定程度的信奉。推崇理学以维护对内统治的理宗对道教亦较为重视，大力推广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即是一项重大举措。绍定六年（1233年），太乙宫道士胡莹微负责刊印，理宗亲自书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列于卷首，并由名儒真德秀代作序跋，宰相郑清之作赞文，将其大力推广。后来道教劝善书的兴起，当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嘉熙三年（1239年），曾召见正一道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命其提举三山符簶兼御前著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11］赐号“观妙先生”；为龙虎山御书真风阁、紫薇阁；淳澈十二年（1252年）于临安建西太乙宫，宝澈二年（1254年）九月，亲谒太乙宫为国祈祥。凡遇灾祸或节庆日，必命道士斋蘸祈禳。［12］作为偏安一隅、困顿于内忧外患的弱国之君，南宋朝廷不能不上承前制、下顺民俗，保留对天地神祗祖宗的虔诚信仰，因而也不能不对以神鬼崇祀为事的符簶道教予以相当重视，乃至扶植、利用。“崔府君”、“四圣真君”尤其被南宋朝廷当作皇室的保护神予以院祀。［13］历代朝廷崇祀的昊天上帝及北宋以来皇家奉祀的诸神祗，都沿例受南宋皇室崇祀。［14］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明显带有崇佛抑道倾向的所谓“李出于释宫”的。［15］
在插画中，一青年男子戴冠披袍，在三名侍卫的护送下骑马出行。图中男子头戴小冠，衣着直领对襟、宽博飘逸，颇有仙风，这也许是有学者认为他是道流的缘故。道教道士的法衣、鹤氅等一般以直领对襟为多，常服即是道袍。［16］所着的大小褂衣或名曰大小衫，这是平常穿用，大多用交领斜襟。这种内衣、外衣，大致也同一般人相似。道士服饰的另一特点即头上所戴的冠、巾，有“神霄宫殿五云间，羽服黄冠缀晓班”［17］的说法，可是道衣虽然为道家的法服，并且“黄冠”成了道流的一般称呼，但都不是专指道士所着的服饰，凡一般文人士人也都可以着此，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宋陆游《八月九日晚赋》：“薄晚悠然下草堂，纶巾鹤氅弄秋光。”苏东坡《临江仙·赠王友道》云: “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 所以，不能据此断定图中青年男子即为道士。特别是图中马后一侍卫执扇，可见主人的尊贵身份和地位。另外，关于释迦佛做太子时出家的记叙很多，比如“即白佛言．世尊．如来为太子时．出于释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18］、“逾城出释宫．彼言何不信．弃舍五欲乐．栖山若麋鹿．志乐求菩提．彼言何不信”［19］等。另外，此情节右上角有“伽那城坐于菩提树”的榜题，“伽那城”当是“伽耶城”（梵Gayā）之误。因为伽耶是古代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都城，即今孟加拉巴特那市（Patna）西南96公里处的伽耶市。南面即佛陀成道处佛陀伽耶。《妙法莲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讲，“皆谓今释迦牟尼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东晋法显游此地时，城内已经空虚荒凉；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载此城“甚险固，少居人，唯婆罗门有千余家”。所以，不论是出于情节连贯的需要，还是佛典的有力佐证，此处榜题应该为“太子出于释宫”，应是较完整地反映佛传题材的一幅佳作，而非反映佛、道两教斗争所衍生的题材。
佛教初传中土之际，在某种程度上还被人们视作“以夷变夏”的危险物而警惕着，并受到社会习俗与传统文化的抵制。自《西升经》、《老子化胡经》等一出，道教以此事攻击佛教，凡有道观，必画老子化胡成佛之相，佛教亦于诸寺画老子之形，予以丑化。致使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下诏：“如闻道观皆画化胡成佛之相，诸寺亦画老君之形。两教尊容互有毁辱，深为不然，自今并须毁除。其化胡经屡朝禁断，今后有留此伪经，及诸记录有言化胡者，并与消除，违者准敕科罪。”［20］此令一下，《老子化胡经》遂逐渐绝迹，化胡之争才日渐止息下来。佛教已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很少有人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而大加贬斥了。南宋淳澈年间刊《小字妙法莲华经》版刻插画中有一有趣情节：在伽耶城菩提树下释迦禅坐悟道，因为勤苦精进，头上都筑上了鸟巢，可鸟巢里那两只欢快的小鸟，却是中国的喜鹊。
?撟⑹停?摚?］刘保金：《中国佛典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
摚?］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上海佛学书局。
摚?］以敦煌为例，存世最早的法华造像，为北魏（439－535）敦煌莫高窟第259窟；在莫高窟492个窟中，法华壁画多达67窟69铺，上起西魏（6世纪），下迄两宋（13世纪），法华28品入画变相高达24品。（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
摚?］凡在卷首者又称“扉画”或“头神画”；若一连七册皆有变相，则称连相。卷尾（拖尾）亦有插画，或图于各册卷尾，或仅图于第七册卷尾。较为特别的是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的“普门品”单一写本插画，采取“左图右史”方式，一段经文附一幅插画，全经插画多达42幅。
摚?］崔巍：《山东省莘县宋塔出土北宋佛经》，《文物》，1982年12期。
摚?］宋佛经扉画在刊印俱精之外，内容也日趋繁缛。这批出土的经前扉画不仅与经文内容密切配合，并明确标出与该经卷数相应的“变相第×”；还出现将画面界成若干小幅，分别雕出与经文相应的新形式。（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页75）。
摚?］周心慧：《中国古版画通史》，学苑出版社，2000年4月，页49。
摚?］收藏于德国科隆东亚博物馆。此部法华经是由该馆收藏的一尊日本地藏菩萨胎内取出的，虽无年款，然据同收于胎内的供养僧题文，可知地藏造像造于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葛婉章《妙法莲华经插画》，《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十卷第十期，页45）。
摚?］葛婉章：《妙法莲华经插画》，《故宫文物月刊》，第二十卷第十期。
摚?0］此说为周心慧先生在其著述中所提。（周心慧《中国古版画通史》，学苑出版社，2000年4月，页49）。
［11］ 《正统道藏》本30卷，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影印本。
［12］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
［13］ 唐大潮：《中国道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
［14］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15］ 此时的道释诤斗远非东晋、宋齐之时“夷夏之辩”和“神灭与神不灭”之争那样激越白热，而是出现儒释道三家趋于合流的倾向，盛倡三教同源一致，三家之学相互融摄，如宋代道教金丹派南宗、全真道皆以结合、融合道教内丹与禅宗之禅为其学说的特质。（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页470）。
摚?6］据传为宋《听琴图》中的赵佶，披在衣裙外面的，即是鹤氅一类的穿着，头上的小冠也属于道家装束。传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亦有身着道衣的维摩形象。可见，道家所着基本士流皆可穿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9月，页264，页278）。
摚?7］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
摚?8］ 《大正藏．法华部．法华经．从地踊出品第十五》。
摚?9］ 《大正藏．宝积部上．夫子合集经．净饭王始发信心品第一》。
摚?0］ 《大正藏．史传部．佛祖统纪．卷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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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城君 中央美术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