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寺贴金彩绘佛立像（北齐）
青州博物馆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的县级博物馆，地位可见一斑。而成就其地位的正是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
龙兴寺所在的青州，是华夏古九州之一，有着七千多年的人文历史，北朝时期，这里就是中国东部的佛教中心，曾经梵音袅袅，伽蓝林立，石窟遍布。史书记载，龙兴寺初建于北魏，唐宋之际已然成为皇家甲等寺院，不知为何，这样一处重要的佛教丛林，竟然被朱元璋的儿子，齐王朱榑拆寺建府了，延续了800多年的香火就此断灭。又经数百年，王府随着大明王朝一起堙灭，人们忘记了王府所在，更忘记了龙兴寺所在。1996年，这批造像被偶然发现，人们赫然发现，龙兴寺遗址竟然就在青州博物馆的围墙的外面。我不相信巧合，宁可相信这是因缘际会。
百年来，齐鲁地区陆续有不少窖藏佛造像出土，如博兴、诸城、昌邑等，每尊造像的再次面世都引起学界震动，信众轰动。但当龙兴寺这批造像抖落千年的尘土，重回阳光下的时候，犹如朗月悬空，使得诸星暗淡。龙兴寺窖藏造像数量之庞大、种类之繁多、造像之精美、彩绘之富丽，特色之鲜明，迄今为止，惟有2012年河北临漳县北吴庄出土的佛教造像方有一比。不过，依我个人浅见，虽同属北朝后期，但就艺术性而言，龙兴寺的造像犹胜邺城造像一筹。龙兴寺窖藏以高浮雕背屏式和单体圆雕造像为主，采用线刻、浮雕、透雕、平雕等多种技法，辅以贴金、彩绘等装饰工艺，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次“改变东方艺术史的发现”。
从造像题记看，龙兴寺造像的时间轴从北魏晚期延续至北宋初年，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北朝晚期。现在，置身于青州博物馆的造像中，被一尊尊含蓄沉静的佛像，衣饰雍容的菩萨，灵动欲出的飞天包围着，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有齐一朝，享国虽区区28年，但如果从534年高欢专权算起，高氏父子掌控东魏、北齐也有40多年。高欢及其二子，高澄和高洋，都极度崇佛，响堂山巍巍皇家石窟就是最好的证明，这就为佛教在中原的兴盛，佛教造像艺术走向巅峰奠定了政治基础。
佛教自进入像法时代以来，造像艺术从犍陀罗地区由西向东逐步传至汉地。南北朝早期，犍陀罗风格已渐渐为新兴的印度笈多风格所取代，如云冈昙曜五窟，出现了薄衣贴体，宝相丰腴，精神和肉体和谐统一的笈多式造像。但从北魏孝文帝始，造像风格突变，汉人的形象和服饰被运用到佛教造像上，一时间，“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汉式造像风吹遍南北。不过，就我个人审美而言，这种繁复且柔弱，失去雄健感的南朝汉风我并不喜欢。也许当初孝文帝也并非真心崇尚这种风格，只是政治需要罢了。
高氏父子是汉人，但却鲜卑化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诉求决定了他们必定要站在鲜卑传统势力一边，所以，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宗教再次鲜卑化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造像汉化之风如潮而至，又如潮而退。从此，佛像褪去褒衣博带，贴体的薄衣再次上身，笈多风格似乎又出现了。但和百年前的笈多风格相比，有了更多的审美意趣，而且，这个时期龙兴寺的造像表现出和同时期其它地区造像不同的风格。
这个时期的青州造像，背屏式少了，圆雕成为主流。造像的面容丰满圆润，身形颀长，脸上笑意浅含，清淡却深邃，给人一种开悟的启迪。我想，能钎凿、雕刻出这样面容的工匠一定心怀虔诚，他们被一种力量加持着，这种力量就是信仰带来的愿力。
这个时期的青州，造像的衣纹也有了新的变化，或用凸棱或用阴刻表现出衣纹，或者，干脆毫无衣纹皱褶，如刚刚出水一般，衣衫紧贴身体，尽显人体的健硕和优美。这种艺术风格是从西域传来的“曹衣出水”样式，而这个样式正是脱胎于印度笈多风格。
这种风格从何处传至青州？学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有种观点我比较认同，那就是青州样式的造像，在很大程度受南方造像艺术的影响。就风格而言，青州的独特性似乎能从南朝时期栖霞山以及成都万佛寺的石刻中找到影子。当然，这种影响从逻辑上也能自洽，毕竟自刘裕于公元410年灭了南燕后，青州在南朝治下长达60年。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迷雾重重。龙兴寺这批造像究竟于何时，又因何故被埋入地下呢？当考古人员将碎成数千片的造像残块从地窖里取出，又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去修复、拼接、还原的时候，这个谜团一定如同魅影般挥之不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批造像埋于北周武帝的灭佛；也有人认为是毁于南宋初年的宋金之战。但我宁可相信，两次兼而有之，瘗埋并非一次行为。
对佛家而言，塑像是为了“观像”，“观像”可帮助冥想，像即是佛陀的化身。即便残破成千万片，那也如同佛陀化身千万，片片佛性依旧，瘗埋入地，只不过换了一种存在形式而已。粉碎即死亡，也即新的生命形式的诞生。
整整一个下午，我在博物馆里凝神观像，感受着愿力的力量，感受着艺术的力量，感受着残缺的力量，我忽然想，如果我能把这些力量瞬时糅合在一起，那会迸发出一种什么力量呢？也许，那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力量，一如佛像嘴角挂着的，如青莲般的微笑，虽无声，却直指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