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以来二十年的积聚，从“保存金石”拓展到“重振金石学”；从“研究印学”拓展到“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从“兼及书画”拓展到“诗书画印综合（兼能）”。以1904年为一个时间坐标，以2003年百年社庆为又一个时间坐标，以2022年为再一个时间坐标。连接长达119年之间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文化模型与价值观，前后遥相呼应，一脉承接。
现在，又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
百年西泠当然也要努力进取，不断调整自己的历史方位，与时代同频共振、与时倶进。在综合百年社庆2003的二十年以来设立的三大目标即“重振金石学”“诗书画印综合（兼能）”“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这三个具体方向已经达成阶段性发展目标之时，仍然坚持立足于已故沙孟海社长提出的“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构想——“大印学”的新思维应运而生。它的时代涵义是：百年印社，“印”是根基。故“大印学”三字，“印”是最核心的关键词。没有它，百年西泠就没有主心骨、没有基本面的话题。但拓展“印”的内涵，上接文史、旁拓域外；以五千年古代文明史与世界印章史为指标而尽力拓展空间，坚持根基于“印”的同时，扩大“印”的形态，使它更衔接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这是我们今后若干年准备要做的工作。
“大印学”三字，应该分拆为一组含义的关联。
首先，“大”状其视野、立场、所涉范围要更广阔宏大于以往，以之构成今后新时代之印学。毋庸置疑，过去已有的印学成绩是立身之本，必须遵循之、尊重之、熟习之、推扬之，这是题中应有之本义。但今后的印学，基盘肯定要更大于过去。时代在变化，历史在进步，传统印学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大印学”必须依靠的雄厚基础与坚实的出发点。而目标，则应该是不断拓展以求其“大”，不断深入以求其精。要做到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皆入我“印”中。此“大”之谓也。
再一个是“学”。不限于“印”这个静态固定的具体物质（实物）本身，而要使它“学”：走向更有包容性与拓展性即人文化学术化思想化立体化生命化。
比如，拓展“印章”所指的相关范畴，以“印”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印记、印戳、印板、印制、印捺、印拓等等，形成一个以中国古印章为核心向各相关领域辐射展开的各种“印”的文化现象、以及它作为“行为特征”的人文历史研究。
又比如，由“印”的行为特征，伸延向第二任社长马衡先生所创立的“现代金石学”的各个侧面，巧用其各个领域长期承传而来的种种表现形态。既然，“印章学”“玺印学”本来就是总体“金石学”的一个分支，与之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由印学之“学”而拓展求“大”，更以同为传统的“传拓”行为（技术）的恢复发展、涉及石刻、青铜器、甲骨玉片以及竹木砖瓦镜铭戈戟等等，遍布覆盖整个古代文化的物质形态。较之古典印学而言，真可谓“大”也。很显然，这些都是一种“印学”基于原有学科分类的拓展与对新元素的引入交融。
再比如，站在传统古文字古玺汉印立场上长期无法顾及的“非汉字系统印章”（包括图形印）乃至域外印章更兼及世界印章史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印文化方式助力建设，这又是以“学”立场而追求的空间大拓展：首先是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印”之遗存被唤醒，与古埃及文字、阿拉伯文字、古波斯文字，古印度文字及古罗马文字之间的基于“印”形态的“专业对话”；更有今天英法德俄西班牙文字之可能引入印章形式；再有中国古代契丹文西夏文与近代至今的满藏蒙维吾尔文字的印章化尝试；当然，更可以伸延向历史与社会之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应用符号，之活用于印章玺印创作的可能性。其中尤其是域外印章与欧美表音文字的相关研究与入印尝试，足以构成“大印学”之世界印章史学术新视野。以立足印学而能面向新世界新历史，恐怕是我辈印人过去不敢想也没有条件去想的——已故饶宗颐社长的“东学西渐”的理想，也许正藉此可以实现。“东学”肯定是代表中国自信的印学；“西渐”则是我们正在稳步推进的印学之“学”国际化与世界化：新时代的世界印章史，或许正在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我们手中获得催生与塑造成形。
“大印学”的提倡，至此已可以明确。它包含了两个概念：“学科交叉”，“文明交融”。
基于百年西泠辉煌历史业绩的积累，又已经通过缜密周到的反复思考，我们终于寻找到并确定了既符合今天这个飞速发展新时代、又具有丰富的专业内涵的重要历史方位。在今后我们设定的发展轨道中，首先必须重视“印学”的学术意义上的本位性；同时又要考虑到它的将来发展可能性；更要提出如何进行专业拓展的多维思想与实践空间，从而构筑起一个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文化自信、又体现世界命运共同体涵义的新时代“大印学”的施展平台——从近五年到未来五年这前后十年的关键转换之间，我们希望在“主题引领”、视野拓展、学术提升、倡导篆刻界前所未有的特定活动组织方式和选题的独特性等等方面，充分发挥全社上下名流专家所拥有的聪明才智，集体攻关，协同合作，形成如下的连环交替、循环相生的学术研究的互联之网与物联之网：
1.理论与实践交叉；2.印学核心与周边相关学科（如金石学、考古学、史学尤其是职官制度学）之人文与文史之学交叉；3.印与印藏、印谱、印材、印具等等的应用型交叉；4.印与传拓之“印”的正反交叉；5.古玺印与明清篆刻印之“古”“今”交叉；6.印章稳定形态固有形式与以印面视觉构成形式变化为基础之“中”“外”“古”“今”的对比发掘之交叉；7.还有古玺印与外国印之间的“中”“外”（“中”与“西”）之多重交叉……
再细分，又可以从这七大类母体中再细分出几十上百个印学研究子领域。“学科交叉”有1、2、3、5；“文明交融”则有4、6、7。当然，只要有充沛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基础学术交撑，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内容有待我们去发掘。
时时成为当代印学史的“先行者”，勇立潮头，以深邃的思想引领充沛活跃多样化的篆刻创作实践与印学理论研究，不断为“印学”（篆刻学、金石学、古玺印学、域外与世界印章史之学）注入新的活力，进行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式拓展与“塑型”。此“大印学”之价值所在也。
（本文有删减）
陈振濂（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