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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洪亮:我法像心

        作者:吴洪亮2020-12-13 08:16:35 来源:中国文化报

          寻(国画) 200×86厘米  2012年  田黎明


          2015年,我有幸为武汉美术馆策划了“我法——蒋兆和绘画艺术研究展”,对国画中的“徐蒋体系”这个老命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如上次策展时所提到的:“我法”是古人追求艺术创新和自我风格的集中体现。“法”的基本含义是方式、标准。具体到中国画领域,“法”其实就是画家创作时的笔墨程式。这种程式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个人创造。因此,“我法像心”的过程,就是艺术家寻找契合内心世界的新旧程式语言,从而建立个人艺术风格的过程。  

          个人之“法”的建构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困中的国人在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等变革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画自然也不例外。诸多的前辈学者、艺术家面对前所未有的特殊环境,他们寻求的“我法”是在研究传统、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革命性的风格。这些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徐悲鸿、蒋兆和等先生构建的“徐蒋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新要求下,传统中国画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不得不为适应新环境再次求变。此时的人物画家,普遍在“徐蒋体系”的技术框架和现实主义的题材要求下进行创作。直至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而来的是中西方视觉艺术资源的极大丰富和艺术观念、形式的更新与多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像所有艺术家一样,寻找具有个人特质的“我法”也成为水墨画家的迫切愿望。

          12月11日在武汉美术馆开幕的“水墨文章——我法像心:当代水墨研究展(第六回)”,正是对“我法”的一次面对当下、重拾初心的思考。展览选取了田黎明、邢庆仁、张江舟、张望、周京新、武艺(按姓氏笔画)六位艺术家参展。作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坛颇具影响力的画家,他们普遍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等国家重大历史变化。与蒋兆和等前辈艺术家不同,这一代中国画家面对着更加复杂的传统。一方面,他们在学院中接受正规的造型训练,而这个教学架构普遍脱胎于“徐蒋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时面对着传统中国画的厚重积淀以及国门开放后急剧涌入的西方艺术视觉资源。成长于相同的时代环境,拥有类似的视觉资源,但又建立起了迥然各异的风格面貌,以上六位艺术家堪称“我法像心”的典型实例。除了各自之间的比较外,每位艺术家从早期探索到后期风格成熟,本身也是一个曲折的演进的过程。因此,在作品选择上,展览不仅呈现了每位艺术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和新近创作,也挑选了他们的早期创作乃至在校期间的习作,以期揭示各位艺术家“我法”的建构历程。

          田黎明艺术上的成就可以表述的选项太多,但对于我来说,他是让中国画的色彩、造型乃至平面性,在光的沐浴下微醺,蒸腾得变了模样的艺术家。他作为前辈的和蔼温良与艺术上大胆出奇形成的反差,常常让我感到田黎明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好似他自己的二次元。观众可通过作品,体会他的“我法”建构,与其独具的“像心”之路。

          邢庆仁作品本身就是一个被宣纸封印的万千世界,形形色色、恩怨情仇、时光荏苒、此时此地都是他心中、笔下流淌出的真真切切。现实与梦境、客观世界与主观想象的对峙成为邢庆仁作品一以贯之的风格。从主题上看,他始终聚焦平民、底层,这种叙事结构既与他成长、学习的关陕地区人文自然环境相关,同时也是新中国人物画以现实主义为标尺的结果。凝视邢庆仁的作品,可以发现,水墨的色彩意义在他的笔下得到极大发挥。以墨当黑,凝重而富于变化的墨色为其作品赋予了神秘、悠远的基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水墨表现潜力的一种现代激活。

          大气磅礴是张江舟中国人物画的鲜明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以扎实的写实功力为前提。在中国画的语言发展上,张江舟既发挥造型能力的优势,又不遗余力地利用传统资源。他将传统山水的位置关系与人物的组织构图相结合,一方面注重作品的整体大势,另一方面在大结构内部,对密集的人物、复杂的关系又构造出丰富的水墨意趣,既可远观,又可近品。其以个人视角、独特切口带动体系性建构的创作方式,其实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绘画要面对的新问题与真问题。

          张望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多幅国画肖像显示出他脱胎于素描训练的学习路径和扎实的写实功力。2000年以后的作品,他一方面更关注于人物性格和内心状态,另一方面,对于水墨趣味探索的倾向已非常明显。近年来,他对于精准写实的执念越来越淡化,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水墨精神与中国新城市文化的互文之中。这样的实践,其价值在于解放人物写实的造型要求与中国笔墨自由中不可控部分之间的羁绊,解决农耕文化带有的田野气息与城市文化带有的时尚气息之间的冲突。

          周京新之于当下的中国画坛乃至艺术界最大的贡献在于笔墨造型逻辑的建构。周京新的水墨历程,整体而言经历了从写实到写意、从注重叙事到关注本体的过程。从早期的代表作《水浒组画》,到后来的《水浒》《面孔》,再到近年的《人物写生》系列,周京新的水墨面貌和意趣一直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尤其近年来他对于人物的面目形象越来越淡化,重点都放在了形体姿态与水墨层次所编织的雕塑感的塑造上。每个人物既是一个整体,又可以分割成若干部分,而每个部分有独具能量,分与合,自由而有机地呈现出多维度的水墨意趣。

          武艺198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卢沉等先生。武艺的“我法”构建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现雏形。人物形体的简化、笔墨趣味的强调、形式意味的凸显,在此时都已清晰可见。近年来,武艺对于汲取传统倾注了更多心力,如其《先贤像传》系列以白描的形式描绘了一位位先贤前辈。肖像绘制在传统中国画中渊源有自,白描的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唐代的白画,而自宋代李公麟以文人趣味加以发展后,即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无论是从文化内涵还是审美格调上看,白描都被视为文人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艺钟情于此,既是一种传统文脉的延续,也是进一步锤炼笔墨的见证。   

          总而言之,此次展览希望搭建艺术家个人成长与时代风格变迁中的一条恰切的通道。以中国传统人物画与20世纪“徐蒋体系”的变迁为底色,借助上述六位艺术家人生流线中变化着的创作为实例铺陈开来,凸显出21世纪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进行时里诸多具有典型性的光亮。

             (作者系北京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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