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影响全国。一大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立即行动起来，以勇气、担当、情怀和艺术的良知，主动观照现实，创作了大量抗疫主题作品。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有的描绘奋斗在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有的表现身处疫情中心的患者，还有的把视线聚焦在参与抗疫的普通工人、农民、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身上。作品形式多样，涉及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参与者既有名师大家，也有普罗大众，还有艺术院校的学生，流行艺术圈里的民谣歌手、漫画家等，可谓五湖四海，万众一心。特殊时期的艺术创作，因为饱蘸着文艺家们的爱与同情，展现出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与自然抗争、抗击灾难的历史。而灾难也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母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学艺术史，也是一部灾难的文艺史。但文学艺术家如何表现灾难？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现实而艺术？这是艺术领域永恒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卢卡奇提出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认为“作品在他身上所引起的激动，主要是改变和加深了他个人在生活中的体验”。我们看到，在这次疫情中，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和对艺术价值的追求，实现了有机的统一。即便是非常个人化的艺术创作，也展现出一种社会价值。
首先是传递了爱。面对灾难，面对生离死别，社会上会释放出恐慌、悲伤、质疑甚至绝望等大量负面情绪。此刻，艺术创作便成为最好的精神疗法之一，诚如作家阿兰·德波顿所言，“艺术，是治愈心灵的工具”。疫区外的艺术家，多倾向于“纯艺术”的创作；疫区中的艺术家，则选择直面现实，这种创作思路的分岔，溯本同源，实则是内在统一的。描绘“美”并不是逃避苦难，而是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坚定战胜疫情的决心；记录现实的残酷，也不是渲染悲伤，而是施以人文之关怀，使人铭记苦难，珍惜当下。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很多耳熟能详、催人泪下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动人，能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在于文学艺术家们能以全局的视野，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置身于现实之中，与人民群众的心同频共振，从而产生强烈的共情效果，也借此建构起个人与世界、小我与大我的精神联系。
其次是彰显了责任。不可否认，文学艺术具有提供娱乐、消遣的功能，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和净化人类的灵魂，提升世道人心。作家理查德·弗兰克兰说：“当你有了艺术的时候，你就有了声音；当你有了声音，你便自由；当你有了自由，你就有责任。”文学艺术家们的主动选择，体现了艺术的自律性，在大时代、大事件面前，展现出的新风貌。聚焦这次疫情中的艺术创作，虽然在风格形式上有的偏重现实主义，有的更富浪漫情调，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源自生活的真情实感，都是对生的向往，对死的敬畏，生与死作为生命的两极，只有同时存在才完融，而疫情中的艺术创作将这种完整性一同展现出来。
艺术当然可以高挂在殿堂里，但只有当它承担了道德责任和社会价值，它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这次疫情中蓬勃发展的艺术创作恰好说明，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已经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资源。
当然，灾难文艺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首先要有强烈的现场感，要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由于灾难通常是突发的、猝不及防的，它不可能为文艺家的创作预设一个理想的时间和空间，这就给创作者复原灾难场景、建构合理的灾难叙事脉络带来了困难。而克服困难的程度如何，往往也决定了灾难文艺开掘艺术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这就要求创作者以一种更深入的姿态、更真诚的内心、更敏锐的艺术触觉，去捕捉、去感知、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艺术形象。其次，灾难文艺要有提炼精神元素、形塑抗争意识的能力。灾难文艺不仅要聚焦灾难现场，体恤人心，更要从灾难中人们那万众一心、奋力抗争的大无畏的行为里，提取值得我们珍藏的精神火种，寻找其渊源，挖掘其内涵，阐释其意义，推而广之，帮助全社会逐步树立起防患于未然的灾难意识。这是文学艺术更高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艺术家们的爱与责任。
（作者：王陌潇，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